一提到“5”人们首先想到“九五”之尊的“五”，九五之尊中的“五”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其来源是太极八卦，《易经》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公进而将八卦推演到64卦，每一卦则由六爻组成，在六爻的第五爻，是上卦中的中位，如是阳爻，则既中且正，最为尊贵，称为“九五”，我国皇帝的“九五”即由此而来。

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我国古代先人还发明了“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行组成，五行的“生克制化”组成了整个世界。

五行对应着“五色”：青、赤、黄、白、黑。

对应乐器的“五声”：角、徵、宫、商、羽；

对应空间的“五方”：东、西、南、北、中；

对应世间的“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气”：风、火、湿、燥、寒；

“五金”：金、银、铜、铁、锡。

《黄帝内经》里讲养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在人身体上也有很多“五”，也是与五行一一对应；

有“五官”：眼、耳、鼻、舌、声；

有“五脏”：肝、心、脾、肺、肾；

…………

人类社会也有很多“五”，世界上最好的酒店是五星级，一周工作是五天，国民教育分五个阶段：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古代晚上分为五更，各界政府和人大任期为五年，国民经济是每五年一个规划，国旗是五星，五星出东方大利中国。

神奇数五，奥妙无穷，不胜枚举，生生不息……

在执政者眼中，五年是最可掌控的极限，短于这个期限，很多大的战略目标不易实现，时间太长就成了虚无缥缈的梦想。

实践证明，五年是最优选择，我们的国家自从1953年开始，制定了“五年计划”，为的就是跟我们国家一个新的目标，让我们的国家有动力，人民有希望。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经历了13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逐步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定的目标。

汉武帝刘彻的五年规划就是把河西走廊纳入大汉的版图，切断匈奴与西羌人勾勾搭搭的联系，连通西域，从战略上压缩匈奴人的生存空间。

掌握大权后的刘大官人铁了心要与匈奴蛮子决一死战，这把悬时刻在大汉朝头顶的利剑是该彻底解决的时候到了。

首先，匈奴人就是一头喂不熟的草原狼，现在这头恶狼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多年的和亲政策使得汉朝得分出多余精力来应付匈奴，时不时地给匈奴送去和亲的公主。

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损失，还有金钱与人力的损失。匈奴不费吹灰之力得到金钱美女，自然乐得开怀，难免贪图更多，此举无异于养虎为患，只会给汉朝带来更大的威胁。

其次，两族之间虽有和亲政策，但匈奴时不时骚扰汉朝边境亦是常事。

起初匈奴违背盟约，汉朝因国力衰微只能忍受，到了国力强盛之时，有了攻打匈奴的资本，又岂会乐意卧榻之地他人酣睡？

再者，朝中不断涌现出卫青等一批有实力的将领，这给汉武帝出击匈奴提供了助力。

况且此时汉朝的大臣们大多受够了忍气吞声，主张对抗匈奴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提议毫无疑问会动摇汉武帝的想法。

最关键的是，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己脚下的疆域越来越大，雄才大略的刘大官人自然也不例外。

若要开拓疆土，绕不开的拦路虎就是匈奴，因而他把攻打匈奴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五年时间，以陇西马帮为掩护的安西军斥候暗探，围绕南北两线，全面渗透河西走廊匈奴人的地盘，比生活于此的匈奴蛮子还要熟悉这片土地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五年时间，儒雅的廖先生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饱经风霜的骆驼客，唯一没变的是他那双睿智的慧眼。

…………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时任车骑将军的名将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卫青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HJHQ)，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

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

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好，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今内蒙HJQ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

这样，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汉书》称此仗汉军“全甲兵而还(几乎零伤亡)“，卫青立有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

元朔四年（前125年），汉军抽调精锐士卒两万余人，在朔方城组建轻骑兵快速突击部队。

在中原农业民族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骑兵发展史上，汉朝的轻骑兵、重骑兵均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骑兵训练的措施也颇具典型性。

汉高祖三年(前206年)，刘邦为适应战争需要，建立了一文精干的骑兵，以具有骑兵战斗经验的秦朝骑士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由颇熟悉骑兵战阵的灌婴统一领导。

其中，许多成员早在秦朝就接受过骑兵训练和骑战考验，故能立即投入战今。

在荥阳之战、襄邑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而跟踪追击项羽于垓下，并取得—系列胜利。

西汉庞大的骑兵军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积累了对骑兵训练的经验。

汉初，在西部和北部置马“苑三十六所”，配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同时，天子设“六厩”，即6个养马场。

诸郡国办置养马机构。他们不仅负责马的生产生殖，而且也承担对战马的某些调教工作。

有些官员，特别是西北各苑数万名“官奴”，对马的习性、驯育、驾驭等是熟悉的，他们是驯马好手，能够制服烈性马。

经过一番调教的马，远不同于苑厩马群中的“生马”，已“告别”许多兽性、野性，变得温驯、灵敏，能够与人接近，经得起许多刺激，易于发挥乘骑功能。

一旦战争需要，就可提供不同类型、经过初步训练和足够数量的战马。战马分到骑兵手中后，略加热悉就可使用自如。

所以调教战马，一定意义上，也属于骑兵训练的内容。

西汉的重马观念及其各种政策，影响深远，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涌现一大批养马、知马的专家，还撰写了包括驯马技术在内的马经。

10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遗物中，有—仲帛书《相马经》，非常珍贵。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