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片警那些年一少年篇

《我当片警那些年一少年篇》

第一卷 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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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启明,生于80年代,长在一个人口输出大省的国家级贫困县城里。我父亲祖上都是贫农,从没出过什么读书人,如无意外的话,我本该也过上面朝大地,土里刨食,看天吃饭的日子。只不过,到了我爷爷这辈,却是出了个意外。

我爷爷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是托儿带口,老的小的一大家子,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随我舅爷爷一道参了军,上了战场。我这位舅爷爷是我奶奶的亲哥哥。爷爷参军走后,留下我奶奶还有四个嗷嗷待抚的半大孩子,每天都过着吃了上顿担心下顿的日子。爷爷本想出去搏一把前程,可没想到,却把这条命交代在了战场上。

我打小就没有见过我爷爷,我奶奶和我爸爸也从未跟我提过关于爷爷的任何事情。至于爷爷长什么样子,是怎么死的,死在哪里,我也从未得知,如今想来,就连面容都是模糊不清的,也正是因为他搭上了自己的这条命,我家的日子才逐渐有了转机。

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的舅爷爷,后来在部队上做了后勤。新中国成立之后,舅爷爷一路官运亨通,等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爸带我前去拜访,舅爷爷已然退休,在干休所里安度晚年。一家人絮絮叨叨在客厅里拉家常,其实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老人家的官位我倒是听了一耳朵,师长。师长是个多大的官哦,有没有我们县上县长、县高官大,彼时我并不了解。学财贸的老爸毕业后当了一名片警。

片警是啥?其实那个时候,都不叫警察,正式的称呼是公安,一般的老百姓都在公安前面加个姓,若是姓张,便叫个张公安,像我爸,大名王连海,熟人都叫他老王,不熟的都叫他一声王公安。片警,那都是后来的称呼了,通俗地来说就是派出所里分管着某个具体社区工作的警察。而我爸,便是岳阳镇向南村派出所的一名片警,镇上唯一的一所人民医院便在这块辖区里,那时候,还不是我妈的陶淑慧女士,便在医院的手术室里当护士。

我妈有个师傅,是手术室里的护士长,我叫她高婆婆,在高婆婆的牵线搭桥下,我妈认识了我爸。两家祖上三代都是贫农,看上去倒是门当户对,更何况,片警加护士,这两个职业听上去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来二去,我妈便嫁给了我爸。那时候,人都活得简单,不像现在结个婚,得有彩礼,有婚房,有小汽车。我爸妈结婚时,啥都没有,两人收拾了各自的物件,便搬进了老爸单位分的宿舍里。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个大院,大院四四方方,住了八户人家,我家住在西北角上最靠里的那间。扯了结婚证,请了单位的同事在宿舍里吃吃喝喝一番,这个婚礼便是成了。

时间一晃,便到了80年代,没过多久,便有了我。生我那年,我爸妈都已过了而立之年,据说生我之前,我妈也怀过两胎。这第一胎吧,赶上要办什么证明,按我妈的说法是没办上证明,又吃了感冒药,想了想,便流了。后来怀了第二胎,本想生下来,没想到不经意间抬了一下胳膊,就流产了。好不容易怀上第三胎,却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原以为这第三胎也保不住了,却一点事情都没有,还顺顺当当地生了下来,七斤八两的大胖小子,把我爸给乐得,嘴角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我的出生,让一家老小上上下下喜不自胜,长房长孙,七斤八两,老王家从此有后了。听到消息,二舅同二舅妈拎了一大篮子鸡蛋,坐了一天的汽车,从乡下来看我。

我这位二舅妈,彼时在乡间很有些名气。我妈出生的那个村子,唤作陶家沟,因为村里的居民大多姓陶而得名。我二舅是一名菜农,家里养了两头肥猪,种了几亩薄田,还有几块菜地。二舅不会什么别的营生,就是菜种的不错。每日一大早天还未亮,就会去田间地头浇粪水,回来的时候,挑上一担新鲜的蔬菜交给二舅妈,二舅妈便会担了蔬菜,走上十几里路,去镇上卖菜,偶尔也卖点自制的凉粉凉面。当然,二舅妈在乡间出名,并不是因为她卖菜。

整个陶家沟,就我外公一名赤脚医生,村民生了病,除了去镇上大队的卫生所,更多的,便是到我大舅家寻我外公求医就诊。

外公不爱上我二舅家,就是因为二舅妈。二舅妈早年间生过一场大病,这场病攸关生死,有了这个缘由,才与家里请来的大师结了一段善缘,拜了师父,修行过一段时间,据说能够请神上身,占卜吉凶,治病除恶。

正是因为如此,我二舅妈在乡间小有名声。外公虽是贫农,当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85年后,赤脚医生并被乡村医生取代了,此后便再也没有赤脚医生这个称呼),但年少时也上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讲起这个媳妇来,便觉得很有些生气,总觉得还没有自己一个老头子觉悟高,满脑子都是封建迷信,真是愚不可及,朽木不可雕也。

80年代的陶家沟虽然是个穷乡僻壤,遇上什么头疼脑热的,该上大队卫生所的上卫生所,该找赤脚医生的找赤脚医生,愿意找二舅妈的也还是找二舅妈。

二舅妈见到彼时还在襁褓中呼呼大睡的我,喜不自胜,惯性地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开始掐算。一算之下,便觉得大大的不好,我生于1983年12月30日12点,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刻出生的孩子,四柱全阴,不利健康,不利性格,不利婚姻,冲克六亲。一家人都欢天喜地的,只有二舅妈一个人愁容满面。

二舅妈这个人,除了脑子里有些封建迷信,跟老公公有些不对付之外,原则上还是个热心善良淳朴之人。这些丧气话,若是换了其他家,还正赶上做满月的大喜日子,那是无论如何都开不了口的。二舅妈思量了一番,踌蹴了半天,到底还是当着一家人的面说了出来。

彼时我老爸还沉浸在中年得子的喜庆中,二舅妈的话虽然不中听,但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加上他又当了好几年的辖区片警,虽然思维方式跟我外公如出一辙,只当我二舅妈是乡下女人没见识,爱整这些神神叨叨有的没的,寻了个由头,另扯了个话题便将这件事情揭了过去。二舅妈见我老爸全然不信,叹了一口长气,只得把话咽在肚子里。一旁喝汤的老妈却留了心,等到其他人都到外间喝酒的时候,她暗自扯了一把二舅妈的衣袖,将她留在了房内。

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后来听老妈说起过一言半语,此事的破解之法要么改命,要么挡煞。

改命一事难如登天,二舅妈虽然跟师傅修行了一段时日,但见识有限,确是道行不济,没有办法,她亦有心无力。不过借运挡煞,消灾除厄,又不违天命的法子还是有的,她给我妈出了个主意,就是拜保保。

保保这个称呼是我家乡的方言,拜保保就是拜干爹干妈,只是称呼上干爹干妈还得分个性别,我的家乡无论男女,拜了干亲,一律都称作保保。

拜保保这个风俗由来已久,旧时在我家乡极为盛行,拜保保者,多因子女八字不佳,不易长大成人,故而拜保保,以求消灾解厄,健康成长,吉祥万福。

这拜保保的人选和方式都有讲究。通常是根据小孩的生庚八字推算出命属,然后寻找与命属相生之人作保保,一般在邻居和亲友中物色,经由对方同意,父母便可以备好礼物带上孩子上门拜干爹,干妈,结为干亲,以后常年来往,终身互认。

若是孩子的生庚八字与父母相克,命属中有多种关煞,此时便需要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保保才能消灾免难。这种情况,需要择一吉日,由母亲带着孩子,再邀一位年长的妇女陪同,带上香、蜡、纸钱、酒、菜(多为盘子菜,内装烧腊肉、皮蛋等),选择在大桥(桥示前程万里)、石碑(碑示压百邪之物)、大树(树示根深叶茂)等候。遇到合适的过路男子走过来时,即可上前拦住,说明缘由。接着拉着子女(小的由母亲抱着)向被拉男子行跪拜礼,口里不断叫着干爹;陪同的妇女向男子奉酒敬食。被拉的过路人则认孩子为干儿女,向桥、碑、树烧香、行礼,有的给干儿女点点钱币。这种干亲,有的连姓氏都不知,事后就各奔东西,互不往来。

此外,还有拜大树、巨岩或乞丐等为保保的。据说“大树长青,拜大树为保保,则小儿女长久平安”,通常拜松、柏、老榕树等四季常青常绿树;拜岩石的,以为岩石坚硬,可保儿女身体健壮;拜乞丐者,则认为乞丐命大,能保子女平安长寿。

只是我这个命格,着实有些特殊,我妈当时心急如焚,也不知道那种管用,急病乱投医,跟二舅妈商量了半天,觉得要不然就全都拜吧。

镇上有个紫竹公园,里面供奉了一尊高约十米的紫竹观音雕像,常有善男信女前来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观音雕像东面十几米处生有一颗百年老榕树,因为距离观音雕像近,久而久之,这老榕树上也挂上了红布,树下摆上了香案。

巨石也好说,老党校旁边有个钓鳌台,修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上,据说是南宋末年修建的。传到现在也有快千年了,亭子是后来补修的,但石头却是原装货,几经战火,依然屹立如昔。

桥好找,石碑也好找,便是乞丐,那个年代里,日子比起往昔好过了不知多少倍,但大街上还是找得到乞丐的。

我老爸初时并不同意,但习俗他还是清楚的,加上毕竟也是三十多岁才抱上儿子,中年得子,爱子心切,一来二去到底还是同意了老妈的做法。

于是,老妈抱着还在襁褓中的我,在二舅妈的陪同之下,我拜了紫竹观音旁的大榕树,拜了南宋传下来的奠基石,拜了顺城河上的南门桥,桥上东侧的镇河碑,拜了小西街上的老乞丐,拜了十个不相识的过桥过路过碑过树的男子,最后还拜了老爸办公室一位彭姓叔叔,老妈科室一位杨姓阿姨为保保,还多了两个干哥,后来又多了一位干妹妹。

掰起指头算了算,我这个保保着实是拜得有点多,十个指头都数不过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的我虽然大病小病不断,但也平平安安长大了,报了名,入了学,成为一名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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