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要见陛下！某要见陛下！”

窦恽哭嚎着，涕泗横流，如丧考妣。

“陛下，臣忠心耿耿啊！”

“臣为大唐流过血，臣为陛下挡过刀。”

“陛下，臣知道错了，饶了臣这一次吧，臣愿意回乡种地，再也不涉足朝堂。”

。。。。。。

又是一月一度的大朝会，李世民倾听着民部的奏表，很是满意。

今年又是大熟，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不少，市面上也繁荣了不少，赋税增收了不少。

所以，民部的人弹冠相庆，很是开心。

李世民也很开心，于是大手一挥，令工部与将作监，共同拿出一个治河的方案来。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自然不会有人反对，更何况如今国库充盈，不花钱留着干什么？下崽吗？

长安至洛阳的直道，也交付给了南山集团。

一时间朝堂皆大欢喜，你好我好大家好。

冯智戴就是在一片和谐之中，走进了长安。

他对自己的位置摆的很正，就是个质子而已，这一次入长安，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岭南。

所以，他带的东西很多。

各色特产，各色宝色，一大车一大车的运到了长安。

这其中，有进献给皇帝的宝物，有用来走关系的资金，还有他自己需要的钱财。

卫尉少卿，就是冯智戴的官职。

就是个散官，没有实权，养老用的。

然后，他就入了国子监。

他本来想去南山书院的，为的是跟南山集团打好关系，可惜没有通过考核，书院自然不会收他。

更何况他年纪也不小了，已经二十多岁了，在南山书院一群半大孩子中，着实太过显眼。

国子监就不同了，这里连三十多岁的老书生都有。

如今国子监江河日下，度日艰难，许多好苗子都投奔南山书院去了。

毕竟，在国子监读书，了不起就是参加一下科举。

但是南山书院不同，选择比较多样化。

更关键的是，你想要参加科举，也得能中才行。

三十多岁的老书生就是个明证。

在大唐，科举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很难。

大唐科举上承隋制，又别有发展创新，在科举的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但是与明清那种科举，却还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大唐读书人要夺状元，并不像明、清诸朝那样，先经县、州、府三级筛选，再经各省筛选，然后才参加国家级考试，国家级考试又要通过会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复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名义上由皇帝出题的殿试、十来位重臣“公同阅卷”、公推出前十名，由宰相在皇上面前“读卷”，最后由皇上“钦点”状元、榜眼、探花，如此繁复。

大唐比较自由，一般只在几个大区稍微认真地选拔一次，合格者便可直接参加“省试”，省试名义上是由尚书省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其录取人选与各人的名次全由知贡举一人确定。

知贡举一般是三年一换的，也有时一年一换，各人的学识、品性、心态不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个统一的标准。

而且考卷不糊名，有时尚未开考，而名次已定，大唐是没有后来的什么状元、榜眼、探花的，那是宋朝才出现的玩意。

各个时代都有黑幕，大唐也无法例外。

大唐科举，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考生因此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趋之若鹜，这种体制隐含着很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倾向，但是也的确有很多学子因为才华显露头角，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

相比后代的科举而言，大唐科举取士中投卷、荐卷之风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科举的公正性。

大唐科举允许“公荐”和“通榜”，即允许人们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应进士科的考生可以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长卷，投献给达官显贵或文坛名人以求得他们赏识，以提高自身知名度和及第机会。

这就是应试考生的“投卷”。

参加科举的考生为了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并由他们向知贡举官推荐，纷纷向他们呈送行卷。

这些行卷一般皆为考生平日里最得意的诗文作品。

为了加深达官显贵、文坛大师对于行卷的印象，考生往往在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拜谒、呈送新作。特别是在临近考试，考生们更要向举主探听虚实，了解举主向主考官交代的情况。

除京官有荐举人才的责任外，地方府、都督府和州、郡的军政长官以及长吏、司马都有举荐的任务。

朝廷派往各地方的特使，如安抚使、按察使、采访使都负有荐举制科人才的使命。

通过地方官员的荐举，中央朝廷得以选拔录用更多人才。

大唐科举考试中实行的投卷、荐举制度是为了克服“以一试定去留”的局限而提出的，因此在刚实行之初，它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

考试与荐举相结合，使得社会上出生于各阶层的才学之士被广泛地吸收到政府机构中来，同时限制了公卿大臣子弟的入仕道路，使得许多高官子弟不以门荫入仕，而是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正途的出身。

科举中投行卷的做法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唐文学的发展。

大唐崇尚诗赋的社会风气促进大唐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进士行卷对于文学创作起到重要作用。

投卷、荐举制度的推行时间一长，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进士科的考试不仅依据试卷成绩，往往还要考察举子平日的诗文水平和社会声誉。

这些做法掺杂太多“人”的因素，易受“不正之风”的影响。

士子们为了登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唏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

除了一心苦读，士子们还需巴结权贵，以博得青睐，进而获取科第。

官宦子弟则往往占尽先机，因有其父兄亲友及各种官场关系为其攀联请托，行卷时便易于受重视，更容易科场及第。

正因为此，以致于出现“错认颜标”的笑话。

考试与自荐、推荐相结合，虽然在一定程度推动唐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克服科举“以一试定去留”的局限，但实行时间一长，走后门现象、依靠权势求科举的做法大行其道。这样便使得科举的推荐成为“私荐”，丧失了科举选拔人才的公正性。

金秋十月的时候，贞观年间的第一场科举便开始了。

一连三天的考试，实在是乏善可陈。

冯智戴也参加了，他自觉考的还不错。

南山书院，遣学生十人，也参加了贞观第一科举。

这其中，就包括王玄策、狄仁杰，两个娃娃。

他们没有去投行卷，因为不需要。

很简单的考试，但是许多人也在看笑话。

因为南山书院的学生，最大的也不过十六岁而已。

十六岁，要是考中了，在隋唐两朝，都算是天才了。

更何况最小的狄仁杰，也不过六岁而已。

六岁的孩子，开什么玩笑呢？

不过当考完试的时候，负责阅卷的官员们坐蜡了。

这是贞观改元的第一次科举，可谓是举国关注。

所以，李世民特意点了礼部尚书豆卢宽作为主考官。

当豆卢宽看着一模一样的试卷，除了墨义、经帖有细微的差别外，几乎一般无二。

而且准确率百分之百，墨义、经帖也颇为出色。

豆卢宽很为难，这要不是作弊，只能说明南山书院的学生们，实在是太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