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手机还没普及，来店里打电话的人不少。妈妈用木板隔出了六个格子间，够六个人同时打电话。周末的时候，排队也是常有的事。柜台上有一台总机，每台电话打了多长时间都一清二楚。国际长途只有最里边的两台电话能打，价格得高好几倍。我见过最多的，一个国际长途收了九十多块钱。

当时，我没事就喜欢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书，偷听客人们的聊天内容。很多老人家都会趁着进城买卖东西的机会，和在外打工的子女通个电话。他们不少人的钱和硬币都别在腰间或藏着袜子里，带着泥土和家禽的味道。即使只聊上几分钟，他们也都心满意足，但在电话费上还是要计较一番。带着小孩的，就会想办法从我手上为孩子要个糖果。若是那时候我再年长几岁，记性更好些，应该能写下不少故事。

那天正是小年，又下着大雨。七点后，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店里有烤火用的煤炉，平时放在桌子下，用被子盖着。那天爸爸把桌子收了起来，把鲜切的土鸡肉、香菇、姜片放进砂锅，再端到煤炉上。旁边还用凳子摆着白菜、萝卜和土豆。半个小时后，终于冒出了香味。爸爸说要再熬一会儿，我便强忍着饥饿守在旁边烤火。

一个穿着短裙的瘦高女子淋着雨跑进了最外边的电话间，很快就拨通了第一个电话，和家里人说今年过年不能回去了。三言两语间满是疲惫和厌倦，很快就挂了电话。她再一次把电话拿了起来，按了三个数字后，只留下嘟嘟的声音在电话筒里回响。我打量着她的背影，披肩的头发虽然被打湿了，但难掩低劣的发质。她穿着一件轻薄羽绒服，雨水划过的痕迹清晰可见。斜靠在木板上的身体紧缩着，我以为她是太冷了，其实不是。裙子只够遮住她单薄的臀部。那双腿就像是冬天挂在屋檐上的萝卜，干瘪、暗黄，丝毫没有她这个年纪该有的活力。她踩着双浅红色的拖鞋，脚后跟上溅满了泥巴。

几分钟后，她还是把电话拨了出去。在之前，神色犹豫地看了我一眼。打这个电话，对她而言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她调整了姿态，直挺挺地站着，另一只手按在桌子上，小腿肌肉紧缩，连呼吸也重了起来。

电话接通了。她小心翼翼地询问对方的近况。不一会儿，她的手和声音开始颤抖，说起了往事。突然，她身子往前一倾，手撑在墙上啜泣着。很快，她又蹲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哀求对方。外边的雨渐渐小了，夜色愈发冰冷彻骨。女人的声音戛然而止。挂了电话后，她强忍着悲伤走了出来。我不敢直视她哭花了的脸，收钱的时候都低着头。

她步履沉重地走到店外，站在屋檐下，抬头看了看雨水敲打下的路灯，若无其事地走回了夜色里。我回到沙发上，看见一只小船摇曳在夜空，载着一个个飘摇的梦。

爸爸把砂锅的盖子掀开，店里顿时变得云雾缭绕。周边的店铺都关了门，只有妈妈的店还亮着灯。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菇炖鸡，也是第一次吃火锅。爸爸不喝酒，不然就是白居易诗中的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