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被朝廷重用后，难免有人提出异议，但日常的事务仍需照常地为朝廷尽力。

苏东坡向朝廷举荐王巩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因为苏东坡自认为对王巩的品行十分地了解，况且司马光老先生也时常当着众人称颂过王巩的忠义之举。

谁知朝廷上有人却说，王巩曾上疏离间过皇家宗室的关系。那是因为王巩曾上疏建议宗室贵族中关系疏远者，不应再称皇叔、皇伯，这虽然表面上不合乎大礼，但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尊君抑臣，务求合乎古礼罢了。况且当时已经得到了司马光老先生的赞成，该提议已经批准交给礼部去讨论了。

谁知，司马光老先生一死，就有人跳出来拿这件事做文章了。最终，哲宗皇帝虽然没有怪罪于王巩和苏东坡，但还是将王巩调往西京洛阳任通判之职。

对于如今朝廷中的一些弊端，如每当要推行一件立法之外的事，都要再另外附加君王的令词加以强调执行。苏东坡感到十分的不解，于是上了《论每事降诏约束状》。

他认为，上天什么也不说，四季照常运行，百物正常地生息。天子也应效法上天，修养自身，端坐君位，信赏必罚。特别珍惜君王的言论，以等待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再郑重地发布诏令，那么天下人都会感到朝廷行事的严肃，还有谁敢不恭敬从命！

苏东坡以贤良方正科举荐秦观于朝廷，休沐之时，还带着门下士黄庭坚西至太乙宫游玩。在太乙宫见到了王荆公的旧体六言诗两首，东坡先生注目良久，竟曰：此老野狐精也！

东坡先生虽然深知王安石为政的迂腐，但在诗文方面对于荆公还是青眼有加的。“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于是当即唱和了两首，并令黄庭坚也唱和了四首。

当今朝廷上下，在苏东坡看来能为政历经四朝、晚年被人称道，为天下人信服的，只有文彦博与张方平、范镇三人而已。而如今的文彦博还在朝廷，范镇亦被任用，惟有张方平老先生退居南都籍籍无名。

苏东坡上了劄子说，虽然如今的张方平因年老患有眼疾难被召出，但至少不能对他置之不问。不如公开恩礼劳问，表彰他的为人。或者派出使者到他府上去询问国事，从他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的过人之处。还说自己愧作侍从之列，不敢把自己当外人，所以这些建议不得不说。

十月十二日，朝廷诏范镇落致仕赴阙，范公不赴，后来又起范镇为侍读，范镇仍以年老为由坚辞，此举“天下甚高之”。

次日，苏东坡又关于冗官问题上了劄子。在劄子中，苏东坡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今后凡上报的文官人等，每逢科场考试，依照进士法考试大义策论。如是恩萌武官，即考试弓马或者兵法。以上均在三人中发解额一人，依然限制年龄二十五岁以上，方可出任官员。如果三次不中者，年满三十五岁后，也可外出为闲职官员，等等。

苏东坡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被恩萌的子弟，即使经历了三试不中的挫折，也不会有终身绝望的遗憾。这样就会使得那些人都努力学习，以至于文臣精通经术时务，武臣娴熟弓马法律，将会有益于世事。

只可惜，苏东坡这次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皇家所要考虑与平衡的各种关系，绝不是苏东坡的一片忠心能够揣度的。

既然做到了人臣的本分，至于朝廷的裁决那是自己所不能决定的。苏东坡就于闲暇之时临了大表哥文与可的戏墨《筼筜图》，还作了诗，用李廷珪的墨书写来了下来。

贾讷出任眉州州倅，程建用出任东川教授，李曼（字修孺）知果州（今四川南充），苏东坡都作诗为之送行。

到了冬至，皇弟普宁郡王要按惯例向皇上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上《贺冬表》，这些文字自然由苏东坡来代写。

写完这四篇表文，东坡先生的三个门生黄庭坚、张耒及晁补之一起来拜访老师苏东坡。三人闲坐无事，就开始翻到几案，替老师整理此前的诗词手稿。

突然间，东坡先生于黄州时醉后所作的《黄泥坂词》原稿竟然被翻出来了。那时候，东坡先生大醉后作了此词，原以为被小孩子藏去了，再也找不到了，谁知如今又失而复得。

可展开原稿细看时，见大半的字迹都不能认出。好在他们四人个个都文采斐然，竟根据对词意的探究补全了该词。张耒对这篇这首纪游“行唱”之作十分喜爱，就亲手抄录了一份留给老师，将原稿顺走了。

次日，东坡先生收到驸马都尉王晋卿的来信，信中说自己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在市井之间换购东坡先生的字，近来又用三匹绢换了两张。王驸马的意思是，如果东坡先生近来有字的话，应当送给自己一些，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绢帛了。

当然，这只是王驸马在跟东坡先生索字时的谦词，苏东坡考虑到王驸马一方面对于自己的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另一方面王驸马因为受自己的牵连也遭了不少的委屈。深感不安的苏东坡，于是取出了自己所珍藏的澄心堂纸与李承晏墨块，展纸研墨，用心地将自己失而复得的《黄泥坂词》书写了一遍，赠给了王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