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搬出明太祖鞭杀朱亮祖父子的旧事，自然是为了恫吓冯铨。
虽然明熹宗无法像明太祖那样亲自动手打杀内阁辅臣，但是晚明皇帝赐死阁臣的权力还是保留着的。
历史上冯铨的亲家，崇祯朝的辅臣周延儒，就是在崇祯十六年被崇祯皇帝下旨赐死的。
只是周延儒被赐死前多了一个“致仕”的流程以存体面，但这并不代表当上内阁辅臣就等于拥有免罪金牌了。
鉴于冯铨在历史上投降了满清，朱由校满以为他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定然经不得那么一唬。
不料，冯铨却将脖颈一梗，当即回道，“‘士可杀，不可辱’，皇上若要效仿太祖皇帝，只管将鞭子拿来就是！如此伤掴臣面，又岂非明君所为？”
朱由校嗤笑一声，暗道，哟！小丫头片子还有两幅面孔呢！历史上你剃发易服，喜迎清军入关的时候怎么没像现在这样有骨气？
“冯卿这就是孤陋寡闻了，昔年宋太祖时，卢多逊与赵普不协，一日，恰逢宋太祖改元乾德，二人偶同奏事，因宋太祖言此号从古未有，赵普从旁称赞，然卢多逊却道此为伪蜀年号。”
“宋太祖闻之大惊，令人检阅史书，不想果然如此，宋太祖因气愤赵普学识不如卢多逊，当场便用蘸饱了黑墨的御笔往赵普脸上涂抹而去。”
“赵普时为宰相，在政敌面前遭君父以墨涂脸，岂非奇耻大辱？然赵普却经宿不敢洗面，待翌日奏对，宋太祖方命其洗去。”
“赵普乃小吏出身，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在学术上自不及儒臣专精，而正因宋太祖常劝以读书，至其晚年则手不释卷，若按冯卿所言，宋太祖莫非也成了昏君不成？”
冯铨见皇帝振振有词，一时不由气结。
他知道皇帝爱看戏，每逢皇城东北的回龙观海棠花开之时，皇帝都会驾幸此处，让宦官们扮演唱戏。
有一次，皇帝还亲自上场，在回龙观旁的六角亭内自扮宋太祖，与管事牌子高永寿等人合演《雪夜访普》。
因此，冯铨对皇帝引用宋太祖故事并不奇怪，只是拿赵普来类比他眼下处境，未免有偷换概念之嫌。
于是冯铨再不与皇帝在此一节上纠缠，他冷笑两声，反唇相讥道，“皇上真是好不讲道理，杀熊廷弼，明明出自皇上乾断，臣不过顺水推舟而已。”
“臣于御前袖出《辽东传》，是因其书四十八回内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有污臣父名誉，故而臣不得不伸张一二。”
“臣听闻，去年熊廷弼临刑前，是由刑部主事张时雍入狱传旨，据说当时，张时雍见熊廷弼胸前挂一执袋，问是何物。”
“熊廷弼答道，‘此谢恩疏也’，张时雍便反问道，‘公不读《李斯传》乎？囚安得上书’，熊廷弼怒道，‘此赵高语也’。”
“倘或皇上当真觉得是因误听臣言而冤杀了熊廷弼，那么为何不将熊廷弼死前奏疏颁示天下，为其平反呢？”
“而皇上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还下旨让厂臣追抄其家产，使得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不堪受辱，愤而自尽。”
“圣人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倘或皇上想给熊廷弼留得一丝翻案之机，又如何会放任厂臣逼死熊兆珪？”
“故而熊廷弼之死，本就出自圣意，臣秉承圣心，何来假窃威福之说，又何有擅权乱政之能？”
朱由校怒极反笑，一举手中铜尺，直直地指向冯铨的额头，“好！好！——你问得好啊！你们‘父子相隐’，专就来对付朕这一个‘秦皇暴君’！”
此言一出，连另外三位辅臣也慌了神，纷纷叩头请皇帝息怒，毕竟熊廷弼、吴裕中之死，与他们也脱不了干系。
黄立极曾以“夜半片纸了当之”一语，企图促使魏忠贤于半夜暗杀熊廷弼，而丁绍轼被吴裕中弹劾时，也曾力嗾魏忠贤，要将吴裕中削夺逮问。
最后，还是明熹宗用一句“次辅于皇祖初起熊廷弼时，即首论廷弼，盖已具先见之明，足征实心为国”为丁绍轼辩白，这才让其脱罪。
吴裕中被杖毙后，丁绍轼便成了彻头彻尾的阉党，他虽然深感愧疚，认为吴裕中罪不至死，却有口难言。
此时丁绍轼见皇帝因熊廷弼一案再度大发雷霆，也唯恐此事再生波折，忙开口劝和道，“皇上，冯阁老确有苦衷，昔年张居正……”
朱由校打断道，“是张江陵，朕在天启二年就已经给张居正平反了，丁卿不应直呼其名。”
丁绍轼应了一声，刚想再度续言，就被冯铨用一记冷笑将即到嘴边的话给堵了回去，“昔年张江陵用‘考成法’自擅威福，其以六部制抚按，由六科纠六部，最终又经内阁总括其成。”
“名为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实为包藏祸心，排斥异己，当时内阁执掌天下铨政，张江陵更是将人事大权集于一身，其时相权之重，本朝罕俪，乃至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
“然国之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张江陵去世后，神宗皇帝为重夺人事大权，才将其抄家削籍，自此相权一蹶不振，内阁既不能得君，亦不敢侵六部之权。”
“张江陵虽偏衷多忌，钳制言官，威权震主，然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乃臣等不及，然臣等如何不及？总是宰相无权，六部各行其私，无人管束，如家无家督，子弟奴仆皆为所欲为，安得不乱？”
“内阁去权已有四十年之久，臣等既无事权，又如何约束六部？臣为阁臣不能得君，自然便只得藉内廷之力以行圣意，皇上与其对臣等耳提面命，倒不如将宰相之权还于阁臣。”
启明赶忙蹭了蹭朱由校的大腿，出声提醒道，「宿主，你可千万别被冯铨给迷惑了，冯铨特意搬出张居正是为引发你的愧疚感。」
「他这么说，本质是倒打一耙，你斥责内阁偏帮外廷是合情合理的，冯铨一向奴颜媚骨，他故意激怒你，就是为了堂而皇之地说出‘还权内阁’的请求。」
「宿主你好好搜索一下原主的记忆，看看明熹宗是花了多大力气才彻底完成集权，将朝堂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唯他马首是瞻的。」
「崇祯皇帝之所以会‘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是因为他没有系统辅助，而宿主你是有达成系统任务的终极目标的。」
「咱们的目标是‘民主’，是真正地还政与民，现在咱们还在集中力量对付满清的第一阶段，你可不能就这么放权了。」
「再退一步讲，即使宿主你想放权，放权给张居正这样的能相，尚且有可商榷之处，但若是放权给冯铨这样的佞臣汉奸，那你可真是昏了头了。」
朱由校扬唇一笑，用尺头的末端戳了戳冯铨脸上的肿痕，“冯卿如何不能得君？如今内阁拟票，又并非首辅独秉。”
“天启四年会推晋抚时，魏广微便已献‘分票’之策，冯卿若愿以赤诚之心得君，即使外廷有所异议，冯卿也大可以坚持己见嘛。”
天启年间的“内阁分票制”，是相对于从正统朝至万历朝的“首辅秉笔制”而言的。
终明一朝，票拟制度在权力运作机制中还是完全受到皇权的牵制的，一旦票拟内容不符合皇帝的意思，就会被“留中”和“改票”。
所谓“留中”，就是奏章不下发，不做处理，所谓“改票”，就是对票拟内容加以删改或径直另做内批，发出“中旨”。
在首辅秉笔制下，内阁辅臣在名义上同进共退，无论是“票拟”还是“联名公揭”，都由首辅执笔，代表了内阁内部的一致意见。
凭此制度，内阁往往能够一定程度上对皇帝施加政治压力，并防止宦官借批红之权专擅朝政。
毕竟天子碍于声誉，即使拥有改票的权力，在某些事情上，也不愿明发圣旨，给自己留下专断刚愎的恶名。
因此在天启朝之前，如果阁臣与皇帝的意志相冲突，但凡内阁形成了统一意见，皇帝也是无可奈何的，譬如明神宗就宁愿消极“留中”，也不愿直接“改票”。
这一现象在天启初年的东林内阁中尤为突出，当时叶向高面对暗流涌动的政局，早有退隐之心，而次辅韩爌、三辅朱国祯却极力挽留，合力拥戴叶向高主持大局。
叶向高每次闭门请辞，都被代行秉笔之权的次辅韩爌驳回，为的就是不让内阁秉笔权落入非东林党人之手。
然而，阁臣之间太过团结，便易使君主产生威胁感，进而疏离内阁。
明熹宗即位后，便利用与东林党反目成仇的魏广微来分割内阁的票拟之权。
魏广微与魏忠贤是同乡，后与魏忠贤联宗，因自称“宗弟”，时人称之为“外魏公”。
其父魏见泉，与东林党人赵南星是为好友，而赵南星因恶魏广微结交魏忠贤，总是羞辱于他，魏广微曾多次以子侄礼拜见赵南星，赵南星非但闭门不纳，还对人说“见泉无子”。
天启四年，明熹宗亲享太庙，魏广微因迟到，被东林党人弹劾为“失误大典”，而与东林党彻底决裂。
同年十一月，山西巡抚缺员，明熹宗传谕内阁，要求外廷会推晋抚。
时为吏部尚书的赵南星，与同为东林党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主张会推谢应祥为山西巡抚，结果引来御史陈九畴弹劾谢应祥昏耄，并质疑赵南星与魏大中徇私舞弊。
明熹宗随即降旨，申饬吏部和都察院含糊偏比，魏大中把持会推，事态逐渐发酵后，赵南星与高攀龙等人相继上疏请辞。
按照惯例，内阁应代皇帝拟旨慰留，然而明熹宗却直接出中旨将赵南星等人逐回原籍。
首辅韩爌以为明熹宗此举大骇听闻，于是率众辅臣揭请留三臣。
就在这时，魏广微与司礼监正式结盟，向内廷献出了让内阁“分票”的建议，让首辅以下的其他辅臣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秉笔票拟之权。
其时叶向高辞任不久，韩爌为首辅，次辅以下有朱国桢、顾秉谦、魏广微、朱延禧等人，分居首次的韩爌和朱国祯，其立场都偏向东林。
先前未分票时，韩爌抗旨揭救赵南星等人，全体辅臣包括魏广微、朱延禧，都不得不在此公揭上联名。
魏广微附和韩爌揭救东林党人本就不是出自本心，只因在首辅秉笔制下有联名公揭的惯例在，不便公然拒绝而已。
而当明熹宗采用了魏广微的“分票”建议，降旨令内阁分票之后，局面顿时一变。
韩爌被谕旨责备票拟不当，杜门请辞，次辅朱国祯按例代行首辅之权。
而朱国祯既无法独掌秉笔权，又不得皇帝支持，只能眼睁睁地见得内阁票拟大权落入阉党之手。
借助于分票制，魏广微突破了资序的限制，越次获得了原本由首辅垄断的票拟权，并与司礼监的批红权互相配合，从而达到了出令无阻，大肆清除异己的目的。
这同时也意味着，自天启四年之后，朝廷上任何一个党派都无法再通过“在内阁之中夺取多数席位”的手段来制约皇权。
当皇帝的意志与首辅产生冲突时，可以直接转向其他阁臣寻求支持，而阁臣只要取得皇帝或者司礼监的支持，不必位居首辅就拥有了凌驾于同僚之上的条件。
内阁阁臣失去了首辅秉笔制下同进共退的抗争条件后，唯一表达反对的手段就只剩下了“辞官去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因此天启初年党争虽激烈，但总体仍维持了斗而不破的状态，而当明熹宗敕令内阁分票之后，东林党人便毫无还手之力地被集体驱逐出朝了。
得益于明熹宗先前所施展的帝王权术，到了朱由校穿越而来的这个时间点上，内阁几乎已然成了皇帝的应声虫。
也正因为魏广微大胆地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朱由校才能肆无忌惮地对冯铨表达他的轻蔑与不满，“圣人云，‘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冯卿事君不诚，又如何敢以张江陵自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