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对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对妇女和儿童所犯下的残暴行为，就提出的讯问，作证答覆说：

那与刚才所说的情况一样，即情况极为可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到

处发生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杀。如果妇女拒绝受辱进行反抗，那

就会立即遭到杀害。我拍下了这种情况的照片和影片。从中看到，妇女的

头被斩或全身被刺……如果妇女的丈夫想要搭救他什1的妻子， 她们的丈

夫亦会被杀害……我们外侨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无法阻止日本兵带走男

子，可是阻止了日本兵到处强奸妇女的材为（《远速》，四十八号，载洞

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九十一至九十三页）。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贝茨博士又就当时情况作证如下：

在这安全地带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以及自己的调查中写着，在南京大

学里的三万名难民中，发生了数百起强奸事件。其正确而详细的情况，已

作为整个报告交给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主

席“拉贝”向“德国官员”提出报告说，相信至少有两万人被强奸。前不

久，我曾保守地估计，仅根据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强奸事件估计达八

千起。日本兵成群结队，几乎每天每晚到处在马路上游荡，特别是在安全

地带内转来转去。当时，大多数市民住在安全起带内，约有十五至二十个

士兵结为一伙，他们为了寻找妇女进行强奸，到处乱窜。日本兵还侵入了

老百姓的家中。我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两起事件，我几乎险些为此丧生。日

本军官也参与了这些发生在大学里的强奸事件。这种事情有时在夜里发生，

而多数又是在白天发生，不少是在路旁进行的。在南京神学院内，我的朋

友看到十七个日本兵了一位中国妇女。这里，不特别去谈论与这类强

奸有关的发疯似的或残暴的事件，但要附带一提的是，就是在大学内，连

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六岁的老婆婆也被强奸（《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

书1，第五十至五十一页）。

贝茨博士谈到的关于拉贝主席提出的报告，是前面已作了介绍的、一月十四日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信中就强奸妇女和屠杀普通老百姓的情况写道：“日本军当局对其所属部队发出的命令，似乎明显不起作用。部队在占领南京后数周时间内，在市区进行掠夺，强奸了约两万名妇女，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数千名无辜市民……被枪杀后的尸体尚躺在市区马路上，不许掩埋（其原因不明）。”（《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

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关于不许掩埋尸体一事，这意思可能是指禁止一

般市民去掩埋尸体。实际上，红-字会和崇善堂两慈善团体从十二月中旬

开始，着手进行了大量的尸体掩埋工作。

日本军入城后一星期，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在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九〕）中这样记着：

一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

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

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

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抵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

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上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

底里插（《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页）。

慈善团体红-字会副会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许传音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就日本兵对玩弄妇女所采取的行为作证说：“这在文明的世界上，是连做梦也未能想到的，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日本兵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有时似乎是恶魔般地残暴。对此，《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七○六），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提出，其中这样说：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

的手段有强奸、，凡拒绝被强奸者即遭到杀善；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

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媳妇，从中取

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

们的牙齿， 其状惨不忍睹（《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四

页）。

关于上述日本军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中，可以见到许多具体例子。特别是马吉牧师和许传音博士的证词，提到了许多可怕的事实，不堪入目。

在许传音博士列举的有关强奸的事例中，有这样一起严重的集体进行强奸的事件：“在一个‘宿营’地，日本兵开来了三辆‘卡车’，把所有妇女带到走廊上，并在那里对她们全部进行了强奸。我想去阻止这些日本兵，但结果无济于事。被带走的妇女年龄在二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之间。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强奸妇女常常还会引起了对被害者家属的杀伤事件。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后，竟然还对她们残酷地加以杀害。后面叙述的情况，希望参照本节《概况》中所介绍的冈本的证词，这里作为上述情况的例子，还是从许传音博士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四）中引证一起听起来令人感到可怕的事件。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兵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

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覆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

这一家有十一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七十多岁

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自己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

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人全都杀害。家

中有十七岁和十四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的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

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内；另一个在内被插入了

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在这

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

了一天一夜， 才幸免于难（《远速》，二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十九

页）

许博士还在法庭上作证说，那天这一惨剧发生后，他是同马吉牧师一起去的，他对现场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叙述：“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原因是，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前引书1，第二十九页）

根据许博士所说，他们看到现场似乎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但马吉牧师的证词说，他们两人前往新开路七号现场是在事件发生大约已有六个星期之后了。马吉牧师对事件的记载比较详细，所谈的情况与许博士谈的稍有出入。马吉牧师认为，事件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他说：“〔前略〕那些尸体从家中被拖到外面，我们到达那里时，正好是发生事件后的六个星期左右，但到处都是血迹。如果我带有彩色电影放映机（旁注原文如此——译者）的话，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摄下来。——在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上，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那位老婆婆又陪我到广场附近，然后在那里拨开了覆盖在尸体上面的竹席子，要我看看尸体。这些尸体，一个是年约十四岁的少女，另一个是十六岁的少女，还有一个是那位老婆婆的女儿，她与一岁的婴儿同死在那里。”（《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六页）

人们说马吉牧师在这里拍摄了上述悲惨情景的镜头。马吉牧师拍摄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影片，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如此，我和几乎所有日本人都

没有看到过）。他可能对这些场面拍下了几个片断。关于马吉牧师拍摄影

片的内容， 戴维-贝尔加米尼在他所著 《日本天皇的阴谋》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1971）一书中说：“约翰-

马吉牧师——战争诗人伊-马吉的父亲，战后为耶鲁大学教会的牧师——

通过摄影机记录了当时见到的情景。他拍下的这部黑白影片（后来他提出

异议，说是该影片没有适当反映“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被

偷偷带回美国。他认为在影片中所显示的那些被屠杀的尸体、溅满血迹的

房屋、一排排死于刺刀下的婴儿，让超过限定范围的少数人看到这种情景，

刺激实在太强烈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第一”委员会广为放映这

部影片，旨在证明介入外国是愚蠢的行为（前编，第五十页）。

另外有不少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暴行时，作了坚决抵抗，因而也受到了残暴的报复。

当时，本多胜一曾听说，一个住在南京的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袭击时，为了自卫，进行抵抗，因而得罪了他们，结果全身受伤三十七处。据说这个妇女现在住在浙江省汉云县（《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三五至二三八页）。前面提到的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也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同日本兵进行抵抗的一个怀孕六个月（旁注原文如此——译者）的妇女来到我们这里，她的脸上和身上被戳了二十六刀，腹部受伤二十一处。”（《远速》，五十八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八页）

掠夺、纵火

关于日本兵掠夺、纵火的情况，在前面介绍的《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作了令人吃惊的描述（参照本书第八十八至九十页）。对此，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说：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五万个日本兵从难民那里拿走了许多被褥、

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六个星期内，他们几乎侵入了市内的所有建

筑物。有时，他们的掠夺行为是非常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动用了许多军

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

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

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两、三个月后，外侨为要回从

他们家里拿走的“钢琴”，有个专门机构曾前往一个仓库去了解情况，看

到在那里保管着两百架“钢琴”。包括“德国”大使馆在内，各国大使馆、

公使馆也遭到了侵犯和掠夺，连“德国”大使个人也不能幸免。使馆内所

有贵重物品差不多都被拿走了……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放过一、两次火

外，日本军入城后五、六天来，未发生过火灾。从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

左右开始，在六个星期内，建筑物经常被火烧掉。日本兵有时也在掠夺了

一批商店的东西后，即付之一炬。除此以外，其余的焚烧现象并不能认为

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虽然没有造成大火灾，但每天照例烧掉了一批建筑物

……另一个大问题是，据说日本兵是为来到南京的日本侨民而去拿个人的

私有财产的。除有些建筑物因军队使用而被强占外，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

三九年的某些时候，来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

分别从中国老百姓手里取得了一爿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

仅十二个小时的领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

其中有几十个朋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

1，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贝茨博士说，日本军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从中国人那里残忍地没收了店铺和住宅，把它们无偿地送给了来到南京准备赚一笔钱的日本商人。他又说，尽管日本人并不提供任何资金，但如果中国人不和他们联合经营，就得不到营业权，这里“又一个难题是，他们施加极大压力，要中国人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作为其商业合作者。这种情况多数是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直接下达命令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商人不让日本人到商行里来，就领不到许可证，也不能自由经商，这是一种威胁。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商人，即他们为了领到许可证，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而这些日本人毫不提供资金，唯在赚钱时从中获利，又掌握着营业权”（《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八页）。

掠夺并非仅仅是军队所干的行当。一部分随军记者好像也在模仿。那是发生在日本军正在进去南京时的事情， 《东京日日新闻》 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曾经提到：“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它也可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他后来就两个记者（一个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军，后来成了记者；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的行动这样说：“他们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第三四六页）

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就市区焚毁建筑物的损失情况记述如下。市区的整个南部全被烧光，现在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焚毁的面积占市区的百分之三、四十。但前面提到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对当时造成的损失，比较具体地叙述如下：

下关地区在火灾中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当时看到的情景以及从长江所

能看到的江边马路上的情景，可以说是江边建筑物的修罗场[1] ……在城

墙内，作为南京市的一部分，损害最为严重的是南京的商业区。要恢复市

区内的王常活动，这些地区几乎全部需要重新建设。在新而宽阔的马路，

即太平路、中山路、中华路以及其他主要马路，在各个区中，除沿马路的

大楼外，有十一、二幢或不到这个数字的大楼全被烧掉。仅中山路一带，

商店和洋行几乎都被焚毁。在国民政府的官厅房屋中，邮政部的房子被破

坏，那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前被焚毁的。其他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现仍为

日本军所使用。在南京的其他地区，住宅和大楼，甚至连贫民阶层的房屋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隔一幢就有被焚烧的。在北部的住宅区，蒙受火烧

的损失最少（这部分情况在法庭上宣读时，被省略。——洞富雄编前引资

料集1，第一五七页）——

[1] 修罗为阿修罗的略称，意译“不端正”、“非天”等。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因常与天神战斗，后世亦称战场为“修罗场”。佛教沿用其说——译者

南京城内外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南京城市主要商业区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资料来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编：《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正路即今中山南路——译者

看看前面介绍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前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编印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建筑物的受损情况，如上表所示（前引书2，第二五八、二六二页）。

两表所示，引人注目的是；建筑物遭受破坏或损失的原因，很多是由放火引起的，特别是在繁华的地方，其比率甚大。在南京陷落后半年时间，去过南京的泷川政次郎也见到了这种繁华大街的荒凉情景，他说：“市区的居民住宅大多被烧。”（参照本书第九十六页）

其中，最多的还是因掠夺而遭受的损失。据调查者说：“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幸存的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 日本兵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前引书2，第二三○页）

建筑物是由于日本兵放火而焚烧的，这在上述证词中都提供了同样的说法。

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这种残暴行为，通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传遍了国内外，使我们过去一无所知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悲痛。另一方面，在决心坚持死守南京的中国兵中，有的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时刻，也许也犯下了若干不法行为。他们也杀害自己的同胞，并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掠夺。可是，以同盟通讯社记者身份从军、在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的同时入城的前田雄三，最近就陷落前的南京情况叙述如下：“在城内，从十一日起已陷入了极大混乱。政府工作人员和富裕阶层，还有军队，开始逃跑。大批逃跑的人从扬子江岸边的城门排起了一行长蛇形的队伍。他们利用一切船只渡向对江，其中有的船沉没，有的人溺死。这样一来，城内的治安无法维持。无人居住的空屋和商店、机关等，成为留下来的居民和中国兵等掠夺的目标。 日本军是在城市已遭到了破坏之后入城的。 ”（《目击者证词：“南京大屠杀”真相》，载《星期一评论》，一九八二年八月九日号）

上面所记述的关于南京陷落前的情景，完全像自己亲眼目睹似的。前半部分所记确是事实，但结尾说，市区遭到了中国兵的破坏，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当时留在南京、眼看中崩溃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该报上发表了消易，对此，他这样写道：

住在市内的外侨担心，随着中队的溃败，成了袋中之鼠的散兵是

否会采取各种手段，干不法行为？但除了有断断续续的放火现象外，其他

什么也没有发生。 中队老实得可悲（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

○页）。

前田记者与德丁记者所说的情况，事实上完全相反。但我相信德丁记者的报道，因为他当时目击了中队的溃败情况。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他又留在南京三天，曾精力充沛地进行了采访。

当然，由于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兵中无疑多少会发生一些违反军纪的情况。对此，在美国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中也这样说：“这里不得不一提的是，在日本军入城前中队并非全然没有掠夺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掠夺。无疑，他们在最后几天犯下了杀人和掠夺财产的暴行。”（这部分内容也在法庭上略而未谈。前引书1，第一五一页）

如此看来，中国兵的纵火和掠夺事件极为少量，这则是事实。尽管如此，如与日本军的暴行事件相比较，那是微不足道的。

接收国际安全区

占领南京后第十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方面要南京市民成立自治委员会筹备会，翌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会址在旧首都警察厅。一月十日，设置警察厅。到四月二十四日，自治委员会解散，其工作由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接管〔南京特务机关编：《南京市政概况》，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页〕）。日本军当局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并不感到高兴。一月六日，它通过大使馆向该委员会提出，一切有关事情的责任，今后希由自治委员会负责，因而要求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拥有的钱款和物品均移交给自治委员会。翌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函大使馆说，把半行政性质的机关职权移交给自治委员会，对此毫无异议，但不同意移交钱款和物品。一月八日，日本军当局准备用暴力封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店。该委员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自治委员会商量。十日，米店自动停止营业。到底在什么时候行政权全被接收，情况虽不清楚，但过后不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为单纯的难民救济机关，其名称也于二月十八日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九、一四○、一四三、一五四至一五七页。据贝茨博士的宣誓口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一年〔前引书1，第四十八页〕）。

我认为，取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职权，是日本军当局把收容所里的难民强行迁至以前居住的家里后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下令关闭收容所的命令是在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那天下午，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协同自治委员会通知各难民收容所的主任，要他们订出种种计划，把难民分散到各处，诸如保证安全、提供房屋等。另一方面，却又下令说，务必在二月四日前让所有难民回到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否则，日本军将把难民赶出收容所， 还要把所有商人强行赶出安全区（前引书2，第一五二至一五三页）。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反对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首先是由于房屋问题。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面以中正路、中华路为界，该地区被烧的房屋较少（前引书2， 第一四一页），但由于大规模放火焚烧的结果，逃入安全区的市民大都已无家可归。即使难民想回到以前居住的家里，但他们仍担心是否完全确保自己生命的安全。可是，那时在安全区以外果真已经恢复秩序了吗？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记录了下列几起事件，作为这段时期的情况提了出来。

第二二二件 一月三十日，住在金陵大学蚕桑系收容所的一家难民接

到离开收容所的命令，要他们回到二条巷三十号二十五室自己的家里。当

天晚上，三个日本兵从后面破墙而入，敲了大门。难民不让日本兵进来，

于是，日本兵就破门而入，点了灯，命令家里的人起床。日本兵还自称是

“巡逻队”。一个持刀，一个带着手枪，一个人手里没武器。他们详细地

说：不必有在何惊慌，不想伤害你们，再去上床睡下！家里的人就听从了

他们。他们在这户人家里东搜西查，看有没有钱，然后一个持刀的士兵强

奸了十二岁的少女，其他两人强奸了一个老妇。士兵们直至半夜才回去。

因此，这一家人遂于三十一日重返收容所〔里格斯〕 。

第二二三件 二月一日。今晨六时半，贝茨博士离开大学时，又有一

群妇女集中到他那里来，向他哭诉。她们对博士说，她们无法回家。在其

他几起暴行事件中，发生这样一起事件，即昨天有个妇女，她想，如果收

容所被关闭后，将会失去被褥等物，于是就在昨天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西华

门自己的家里。晚上三日本兵来到她家，要强奸这些少女。这两个少女拒

绝，便被士兵们用刺刀戳杀。那个妇女表示，回家后也没有办法。与其返

家后被杀，还不如在把她们赶出收容所时被士兵所杀〔贝茨〕。

第三八二件 二月一日，当吴长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自己的家里

时，七个日本兵带来一个老太婆，强迫两人。日本兵在旁取笑（前引

书2，第一一七至一一八页）。

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其他还有不少。要难民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是眼睁睁地把他们当做野兽的诱饵，对此，委员会是不堪忍受的。二月二日，该委员会主席拉贝同日本大使馆的日高参事官进行面谈，要求他们保证不强行赶走难民（前引书2， 第一五四页）。与日高参事官、日本军当局交涉的结果不了解，但就暂缓执行当初发出的命令问题取得了成功，即日高参事官表示延长强行关闭收容所的期限，或允许一部分收容所继续存在。不过收容所里的难民似乎已逐渐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八日的记录中写道，居住者的三分之一，即两万人左右离开了收容所。在后天，即十日的记录中写道，住在收容所里的一部分难民已迁移出去，但必须把数千名无法离开的居民包下来；又说，根据日本军记录的数字，还有十六万居民住在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二○五、二○九页）。

斯迈思教授认为，在安全区内，接受市民居住登记者似有十六万人，

但于一月十四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说；“你们登记的市

民有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在有几个地区里，也不包

括年老妇女。因此，我认为本市的总人口大概为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前

引书2， 第一四二页）。这个十六万人的数字，似乎可以理解为，那是全

市市民的登记数。

这样，进收容所的难民，似乎多半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市民生活的安全问题，在安全区外当然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就是在安全区内，除收容所外也是无保障的。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上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又记录了这样一起事件：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一个十二岁的少女在深夜被强奸。她的父母

亲和她自己刚在前一天回到大方巷自己的家里。父亲把女儿送回收容所。

她痛苦万分，至今还不能行走，据她的父亲说，她的**肿得厉害（前引

书2，第一一九页）。

随着南京治安状况的好转，关于促使难民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里去的问题，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曾于二月十八日致电国务卿，美国驻汉口、北京大使馆，美国驻上海领事。他在电报（检证一九○六二法证三二八中的一部分。未在法庭上宣读）中报告如下：

据报告，近两、三天来南京情况有显著好转，我感到高兴。大部分中

国人从所谓“安全地带”回到了市内各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还有，反

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实际上有所减少，日本官宪保证，

将努力改善原来居民的生活状况。

日方对外侨所采取的行动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个设施——一南京

大学（金陵大学）医院，无论如何一定要恢复。

最近，已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

（前引书1，第一六三页）

关闭收容所和安全地区的正常化问题，就这样一天天有了进展，但另一方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事实上也于二月七、八日左右，似已移交自治委员会。前面提到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写的记录，早已使用了“旧安全区内”（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这个词（前引书2，第二○八页。原著，第一六三页）。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这一情况的拉贝主席在公函中就会名的更改问题，说是改为“与现在职

务相称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会名是在其职权移交完毕后更改的（前引书2，第一五七页）。关于二月份后有所改善的南京情况，希参照下面的记述。

关于市民生活的新闻报道全是谎言

占领南京后不久发生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持续了两个月以上，对此，未能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一鳞半爪。在占领地区出版的英文报纸也同样如此，因为当时报道受到了严格管制。总之可以说，几乎看不到关于南京市民情况的报道。有时难得发表的消息，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

估计是马吉牧师——那个留在南京的外侨，在信中对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况这样说：“我们看了两、三份上海的日文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据这些报纸报道，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商店正在迅速开门营业，业务正在恢复正常，日本军同我们合作，向可怜的难民供应粮食。‘中国匪贼’已从南京一扫而光，现在所控制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这样，就不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这真使人忍不住要发出苦笑。”（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三页）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谈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况时，他说：这一天，在日本大使馆里集中了收容所干部等约六十个中国人，分别制作了五色旗和太阳旗各一千面。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难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难民较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十名，他们被唤去鼓楼集合。据说当天的计划预定是：日本军在难民们于鼓楼前高举五色旗的同时，发表演说，奏乐，还对这些挥舞旗帜前来欢迎新体制的幸福的人们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前引书2， 第四十二页）。因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报纸照片和电影看到那种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这封信在写了上述事实后说；“然而有报告说，在市区内日本军继续采取火攻办法，强奸和诱拐十二岁、十三岁少女的事件发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于把士兵赶出总部附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时，曾在蚕桑系（金陵大学的一部分，美国人的资产）附近设有步哨线。”

马吉牧师（？）在信中所说的“新体制”，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

维持会”，该会于一月一日举行了成立仪式。

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

（辩证二六六七）中，对那天的“盛况”是这样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举行治安维持会成立仪式时，有数万中国民众集

合在举行仪式的地方——鼓楼宫前的广场上大声欢呼”（《远速》，三○

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据说，当时准备的旗帜仅两千面，但

集合起来的民众却达“数万”。好大的动员力。其他证人也一样，他们对

与己不利的，一概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明哲保身，但唯有对

这一“盛况”，却想夸张其词地把它写出来。

另外，上海发行的《新申报》这份中文报纸，在一月八日出版的那天刊登了下列消息，看起来好像实有其事。《新申报》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它所刊登的关于南京的消息，当然是对中国人进行宣传。

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

南京充满和睦气氛

南京街道极为平静。深情厚谊的太阳之光尤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

难民区。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们，受到了日本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

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在日本军入城前，他们苦于受

到怀有反日情绪的中的压制。事实上，他们手中没有一粒米，病人得

不到治疗，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善良的市民痛苦万分，处于无比悲惨的

境地。

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

对善良的市民来说，他们来得正及时。在日本大使馆的西侧地区，多数难

民放弃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愚蠢的反日态度，为获得生活的保证而感到欣喜，

跪拜在地。男女老少彬彬有礼地向是军致意。这表示了中国人的特别礼仪，

如果他们没有诚意，那是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在难民区内，他们（日

本兵）不问性别、年龄，给难民分送面包干、点心、香烟等，大家感到非

常高兴，表示感谢。（日本兵）在井边和他们的兵营附近向穷人和难民赠

送物品。

卫生班也开始进行医疗工作。因患严重眼疾而失明的人，也全被日本

医生医治好了。母亲带来了患百日咳的孩子们，得到了医生的治疗；患有

足疾而肿得厉害的老妇们，同样得到了医治。大批难民尝到了药品的特有

滋味，尝到了美味的食品，他们露出了笑脸，频频致谢。诊疗结束后，不

计其数的群众高呼“万岁”，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的旗帜下，围着士兵

们表示谢意。在马路对面，宪兵笑着同忙于准备开始营业的商人谈话。在

日本大使馆附近的鼓楼，有块高地，可以了望到周围情况。在大使馆附近，

挂有美国国旗；在西北面挂有英国国旗；在南面挂有法国国旗；在东面挂

有苏联的红色国旗，都倒映在荷花池翡翠色的水面上。在这些国旗当中，

日本大使馆的铁塔高高耸起，太阳旗在微风中迎风招展。往下看，在南京

的儿童游乐园里，日本兵和中国的孩子们好像愉快地在滑梯上玩耍。现在，

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

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如上所述，一月八日那天《新申报》的报道，似乎说南京已恢复秩序，和平的寂光（佛教用语，意为柔和的光——译者）普照于市民生活。但是，南京市民的生活这一天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想介绍一下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两、三份材料。

安全区是比较安全的地区，而且日本军的主力也已调防到别处，所以自新年以来，区内情况有时也稍有缓和。但就连这样的安全区，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中，对七、八日两天所发生的暴行事件记录如下：

第一八○件 一月八日，五、六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二十二号强奸妇

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的妇女负伤。

第一八一件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四十

九号袁（译音）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

九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

射击。

第一八三件 一月八日下午六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

四号姓高（译音）的姑娘（十八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一八四件 一月九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译音），

想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

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

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 （前引书2，第一一四页）。

新的岁月到来了，但同过去一样，女难民好像仍然感到惶惶不安。后来，日本军的暴行不断发生，从未停止。仅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到一个月后的二月七日为止， 共发生暴行事件二百六十起以上（前引书2，第一一四至一一九、一八二至一八三、一八七至一九四、一九六至二○七页）。

当时，安全区也还处于这种状态，整个南京（包括安全区）的市民生活陷入了混乱局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的迹象。下面介绍的是国际委员会于一月七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意见书，它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I 急需恢复在安全区外市内各地区的秩序

（1） 目前在安全区外发生的这种危险状态，已毫无安全可言，许多

难民不敢回家。

（2） 像目前这种混乱状态，商店不敢开门，没有商店，居民何以买

到米和生活必需品呢？

（3） 安全区内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可以说是依赖于储备物资（就

生产活动来说，连农业生产也不能进行）。如这种状态长此继续下去，本

委员会所收容的难民可能更会感到物资缺乏。必须让难民安心，多少使他

们恢复正常生活。

II 如何恢复市内各地区的必要秩序

（1） 有人建议，一个区一个区地让居民回到其他地区（例如：先让

居民迁回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边可以考虑以中正路和中华路为

界这一带地区。所以这样考虑，是由于许多居民来自这些地区，而这些地

区的房屋烧毁也较少）。

（2） 为使居民回家、工作，在他们迁回预定开放地区以前，必须采

取下列各项措施：

a 在新的开放地区，一个日本兵也不得进入。

b 在整个该地区，大力组织宪兵队，注意不让普通士兵进入。宪兵队

值班的地方要让大家知道，居民若遇士兵骚扰时，总要让他们能够安心地

随时报告宪兵。

c 从该地区开放的那天早晨起，要让主要米店作好开始营业的准备。

d 要接通该地区以及各地段的自来水，能为居民所利用。

e 组织并向该地区派出大量警察。

III 恢复经济生活

（1） 当地居民同日本军之间的经济活动，一切通过商业方式进行，

不应像现在那样基于强迫命令。

a 为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希在自治委员会中开始雇用员工，设置职

业安置所。

（2） 在迅速恢复秩序的同时，恢复城内外的交通，以便保障经济生

活。

a 各城门得自由出入。

b 要绝对确保载客装货的马车、卡车和船只通行，无被劫掠和没收的

危险。

c 要让人力车和马车在马路上安全通行。

d 在二月一日前，南京近郊的农村也要恢复秩序，能绝对安全地开始

春耕（目前，避居城内的农民不敢回家去种田）。

IV 必须停止纵火行为

（1） 目前纵火烧毁的不仅限于商店——许多人住在这里。当居民回

到市内这些地区时，连居民居住的房屋也遭到了破坏。

（2） 由于纵火，开展或维持经济活动日益困难。市民社会的重要资

源因纵火而受破坏。

（3）电线和自来水管因纵火而受破坏。

（4） 市民在心理上愈感不安。他们担心，即使回到自己家里，说不

定在明后天， 其房屋被付之一炬，无家可归。（前引书2，第一四一至一

四二页）

上述意见书中所反映出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与《新申报》的报道截然相反。

虽然出现了这种军纪败坏的情况，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后来自治委员会都屡次“要求出布告，制止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是，“日本军和日本官宪的上层部门根本未出布告或在街头到处贴出告示，以禁止这种残暴行为”（《远速》，三十五号， 载前引书1，第三十九页）。虽在攻打南京的途中（指第十军），“人们称皇军、皇军，听得皇军厌烦起来，因而他们每占领一地，宪兵就在城市和村落的入口处和要道，写上防火、防盗、爱护居民等几个大字，委婉地告示日本兵”（上砂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页），但占领南京的日本军似乎从未出过这样的告示。

部队军官看到他们部下的暴行，也不在部队里对他们进行处分，哪里还会把他们提交给宪兵加以处置呢？对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和马吉牧师都谈过有关情况。

贝获博士的宣誓口述（未向法庭提出）：“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

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

上有人实际受到处分了。我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向日本军官作证反映，说是

日本军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并伤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损失，可是那些军官们

只是要士兵打个招呼罢了，连名字也没有记下来，而且仍让他回去做自己

的工作。”“为了惩办，说是要采取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

月初才提出来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四至五

十七页）

贝茨博士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的信（见田伯烈编写的书）：“我

们曾看到，军官们对在强奸中抓到的日本兵，只是训斥一顿了事，未加处

分就释放了。还看到过，日本兵对进行掠夺中的军官，有向他敬礼的情况。”

（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一天，我们安全地带委员

会主席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拉贝在家中建造了个

屋，在那里，躲藏了约有两、三百名中国妇女。但当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

一起回到家时，眼见一个日本兵正在小屋里强奸住在那里的中国妇女。日

本军官见此情景，说了声干什么后，只是给了他一记耳光。”（《远速》，

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四页）

“皇军”也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上海以来，军队已几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一下， 轻松轻松，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川纯平：《战争与人- 10-劫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九三页），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追击中，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公里至四十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日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第五十二页）。

南京屠杀事件的消息传到周围城市后，连各地的守备队也染上了这种

讲风气。在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又大肆进行暴虐行为。这种消

息早已在佐佐木元胜的《野战邮政旗》关于十二月十八日那天的情况中有

所记述，并流传开来；

“晚上，大家在局里闭着炉火，谈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谈得洋

洋得意，因而说走了嘴。南京陷落后的大动荡波及了无锡和常州等地，而

在这些化为废墟的街道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军用卡车司机含蓄地

对同僚们说：‘别说那些怪事啦！’”（上册，第二二一页）

司机说的，可能是他从上海回来时在沿途的所见所闻。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s）附录中，刊登了题为《中国之毁灭》一文，这是在中国侨居三十五年的一位美国人所写的报道，它把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描述如下：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

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

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情景。这些地区，在

六个月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

如今，要说旅行者所见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

村和小镇，农田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妇凄凉地耕种着“福地”。

牲口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抢去了。凡是有现代化装备的野蛮军队所能进

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

但是，被赶出家门的这些农民，现在在哪里呢？

无数人被杀。也有人成了终身残废。可是，寄身于难民收容所或躲在

山洞里的人，他们不敢回到荒芜的田地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遭受破坏的

工作单位。即使他们想回去，疯狂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也是不会允许的。

事实如此，但日本军恬不知耻，他们控制通讯网，向全世界宣传说，

让中国人返回故乡， 过着充满和平的生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六

十五页）。

林语堂在他用英语写的小说《暴风雨中的树叶》（ALeaf in the Storm, 1931）中，也就攻打南京的战役而产生的难民问题这样说：“南京已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居民中已逃出了七十五万人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在沿海地方和农村的家，乘坐轮船、帆船、汽车，或徒步行走，前往长江上游……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民的流动。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的家和城市，越山过河，从难以理解的敌人在难以理解的侵略中所干的大量屠杀中逃脱出来，从沿海地方流入内地。”

关于在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战争祸害的情况，埃德加-斯诺曾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了调查，结果情况叙述如下：

调查只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进行，全部人口一百零八万。但遭受破坏

的建筑物、家畜、大型农具、储藏的粮食和农作物，全部损失近四千一百

万美元……据救济人员按户调查集中起来的资料，虽不完全，但清楚地说

明日本军杀害农民的数字，男的为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女的为四千三百

八十人。而且在被杀害的农妇中，百分之八十三在四十五岁以上……顺便

提一下，上面引用的调查资料不过是在这四个半县花了一百天时问调查所

得的情况（《为亚洲而战》）。

斯诺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调查的结果，反映在前已列举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三三至二三五、二三九页）。总之，斯诺所列举的数字，大概包括战斗破坏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这样，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一般居民死亡甚多，其损失也很大。它明确告诉我们，日本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其屠杀和暴行也是肆无忌惮的。斯诺还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为日本军所杀害”（这个数字似乎根据田伯烈编写的书所反映的材料〔前引书2， 第二一页〕）。如果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的一百零八万居民中，有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死于战争，那末，在上海至南京一带的居民牺牲达三十万人这个估计数字，也不能认为是不得当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在两军对战中受连累而死去，但令人可怕的事实是，认为被屠杀的民众很多，那是意想不到的。

一九七一年间，发现了两、三份新的证词，那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提供证词的人是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当时日本军从上海或杭州湾进攻南京、急起追击中队时目睹了屠杀事件。那就是曾在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所属某师团当随军摄影记者的河野公辉和居住在水产市的田所耕三所发表的谈话，他们接受了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在《朝日艺能》周刊中连载过《太平洋战争纪实》——编辑的采访。谈话的内容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但毫无顾虑地道出了日本军队的残忍和冷酷无情的所作所为。关心此事件的人希能看一看森山康平编写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书（一九七五年出版）。在阅读此书时希能注意一点，即河野说他所参加的部队是登陆杭州湾的第十军。直截了当地说，是参与攻入昆山的部队，故那是第六师团。但第六师团又由昆山转向进攻，因而并未攻向苏州。所以苏州的“实验谈”，实际上是从在徐州战役时开始从军的第十三师团（在进攻南京时属上海派遣军领导）的士兵那里听来的。

这样，日本军从上海攻防战转向进攻南京的追击战这个阶段开始，早已对中国人民施加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实，在进攻南京前五个月，自爆发了所谓“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军已在华北各地犯下了严重暴行。

那年八月底，积极主张天皇至上的杉本五郎中佐在战争中写完了遗著《大义》第十七章乃至第二十章后，不久即在山西省战死。《大义》一书于昭和十三年五月由平凡社出版，并曾再版，但翻开该书一看，令人吃惊的是在第十七章——《战争》一章中到处都是缺字、空白（约在一千一百六十个字中缺字四百四十个左右）。在战争期间，出征的学生把此书作为《圣经》来恭读，但竟发觉书中缺了这么多字，令人怀疑，如果把缺字补上，可以看出杉本中佐在《战争》一章的部分地方，叙述了下列惊人的情况；

发动大义分明的战争，若上下级不明大义，各自将为保存自己而拚命

努力。【上级为竞相立功而不惜损害他人，下级为竭力保存自己而抱怨上

级。一旦占领敌占区，以敌国民族为由加以杀伤而毫无止境，进行掠夺而

不知罢休。可悲，】万般一切，更有损皇军体面。皇军空华[2] ，施布系

国里之禅，现皇军于皇化第一线之【使徒相去甚远甚远，正是白云万里】

……在此进行万物生长之至业。皇军之真实形象栩栩如生。〖然而请看，

每当会战结束，上下秩序愈益混乱，下级增上慢[3] ，若非指挥自己的军

官，一概下克上；上级缺乏领导之远见卓识，迷恋于功名，一时糊涂，乃

皇军崩溃之间接原因，皇国之安危犹如意外之事。皇军于初战已如是。〗

请仔细研究世界兴亡之足迹！其所以灭亡之最大原因，大都为贪得无厌的

利己之心，一味地保存自己。【于是乎这次战争系帝国主义之战斗，人云

之为亡国之初战，而谁能作何辩护】（【】中者，系刊本中的缺字）？——

[2] 空华，佛教名词，即空中之华，虚空原无华，比喻妄心所计之诸相而无实体——译者

[3] 增上慢，佛教名词，意指尚未修行证得果应而自以为证得，即傲慢自负——译者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战争开始后还只经过了五十天时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最初出现的形象。

引自《大义》中的那些叙述，所根据的是家永三郎（家永三郎（1913

～），日本历史学家——译者）收藏的版本。他在自己使用前，先作为资

料提供给笔者，同意发表出来，对此厚意深表感谢。据说，原版系昭和十

八年一月在岩手县紫波郡野见前村的神民塾里用钢版誉写后印出来的。

笔者在十年前写的《南京事件》中，根据某出版物而“看到城山三郎

（城山三郎（1927～），日本作家——译者）在《大义之尽头》中有缺字”，

就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在大陆的皇军是侵略军，并非皇军。暴行、

掠夺、强奸等为所欲为的军队，决不是皇军……军队啊，丢掉面子吧！…

…立即从大陆撤军。”这次与家永的藏本进行核对，结果才弄清楚，杉本

中佐未曾写过这些话。自然，在《大义之尽头》中也未引用这段文字。我

生吞活剥地看待人家的记述，是个极大的错误。笔者由于疏忽而给城山添

了麻烦，深表歉意。

〔附记〕写好上述说明二几天后，看看十月十二日出版的《赤旗报》，

登有一篇居住在爱和县的田中邦雄执笔撰写的文章，题目是《皇军的畅销

书》。文章写的是关于《大义》中《战争》（田中把“战争”写成了“战

场”）一章的情况，它根据该书的一个誊写本（或复写纸复写本），弄清

了一部分缺字。这是曾任神风特攻队后续部队总司令的退役少佐常冈泷雄

在快要战败时送给他的。它与家永收藏的版本相比，其缺字部分所补词句

出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