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雌性们来说，已经有配偶的雌性在**的环境中是潜在的失败者，因为同它们婚配的雄性或许会受到诱惑而出轨，可能分走它孩子们珍贵的虫子。

因此，其他鸟之间的**行为对于已婚配的雌性是不利的。

如果这些鸟能够投票的话，那么一夫一妻制的配偶将会投票支持阻止其他鸟从事婚外性行为或者是其他同**有关的行为的政策（如果在一个共和国中，则投票给那些赞成此政策的鸟儿们）。

同样，它们很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反对这些行为。它们可能对于有关自由和个人选择的呼声充耳不闻。它们很可能会“维护家庭”并且喜欢“传统价值”和其他一些东西。另外，由于它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们想要限制其他鸟的性行为，它们会苦于身处矛盾的位置。

它们可能会反对堕胎，因为这种行为的被准许，由于降低了的代价，可能会同**相联系。而它们则声称这样反对是基于新生命从受孕时就已存在的观点，尽管它们的直觉其实是**的雌鸟应当受到处罚。这些鸟会赞同“维护生命”、“维护家庭”，以及其他的陈腐信条，但基本上它们的脑子就是被设计来阻止其他鸟儿的性行为。

好吧，鸟儿们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至此你应该很清楚我其实要说的是，人类，就像这些假设的鸟儿们一样，也有被设计来支持这些促进他们的适应性的利益的规则的道德模块。

这可能很难相信。但假设，哪怕只是暂时假设，反对堕胎其实根本同拯救胚胎期的生命没有半点儿关系。人们对于堕胎的立场可能其实是由一些用来限制其他人的**行为的特定模块的输出造成的。

在这里，堕胎与人们试图控制其他人的性行为的其他方式并没有多么不同。父亲们一直在阻止他们的女儿们，而年长的妇女千年来一直在影响年轻女性对性的印象。从一种进化的角度来看，性行为是基本的；并且如果人们要在一些领域设定规则的话，它很可能在最早的一批之中。

有机体在繁殖的成功性方面做得更好或更差，取决于婚配的游戏规则。假设人类，像我们的某些灵长类亲戚那样，至少潜在地存在着一些一夫多妻行为，其中“最好的”雄性有多于一个的配偶，意味着有些雄性一个都得不到。低质量的雄性可能会有一种深深的、持久的、甚至是重要的对于强迫每个人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兴趣，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低质量的雄性会过得好得多。类似地，一些女性在被强化的一夫一妻制中会过得更好。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些模块，试图将性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人。我觉得其起作用的方式是通过针对堕胎、卖淫和很多其他可能同**和**相关的行为的道德直觉实现的。关键是在不同的规则下，一些人在进化意义上取胜，而一些人失败。我认为这解释了人们对性行为看法的巨大差异。

与性行为和道德有关的问题无疑会显得更加复杂。我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大体勾勒一种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想要限制其他人行为的证据可能的样子。

这类解释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道德直觉，其中的一些并没有与适应性明显的联系。例如，把话题从性转向毒品，人们有很强的倾向认为应当继续维持很多、其实是大多数的毒品的不合法性。这种倾向同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人对于自由信条的支持相违背。回到阻止性行为的例子，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不应如此，因为人们应该被允许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要误以为有些人是实实在在地想要吸毒，可能这不过是以某种方式映射了人们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想要发生性行为。

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似乎拥有一些用来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模块。

这可能是现代最大的矛盾之一，至少在西方如此，鉴于我们的新闻秘书模块总是一遍遍地谈论我们对自由深深的、基本而持久的热衷。我也会用这一观点来结束本书。但是首先，再给我一点时间来确保我令你们满意地解释了为什么（其他）所有人都是伪君子。

为什么人人都是伪君子

模块论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都是伪君子。道德（性质的）模块约束他人的行为。人民大众的道德指挥棒可以被用来阻止任意多类型的行为。与此同时，其他的模块通常通过我们的道德模块所排斥的同种行为，增进我们自身的适应性。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虚伪的解释要依赖相当熟见的竞争的概念。有机体被设计来提高它们自己的适应性，这会导致对他人的伤害以及对自己和同盟的帮助。虚伪，在其最抽象的意义上，同其他形式的竞争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如果虚伪无外乎是，也仅仅是一种竞争的体现，那它为什么会显得如此令人不快呢？它的确是令人不快的：用但丁在《地狱》（Inferno）中所述作为标准来看，它位列九层地狱的第八层。

答案就在道德的本质之中。我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道德在一开始会产生出来，但是道德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人们似乎被设计来接受、甚至是创造规则来限制他们自己的行为，只要其他人的行为也受限于这同样的规则。道德可以被视为是公正系统的非正式的对等物。我支持那些说明了我将会因为各种行为受到处罚的规则，前提是所有其他人也受制于同样的规则。这很有意义；我们不能预期进化了的生物被设计成满足于限制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他人的。

这意味着道德认知的唯一可能的关键特征是道德，要想稳定的话，必须具有公正性，也就是说这些规则同样适用于所有人。公正性是关键的，因为如果没有它，规则就仅仅是一些人用来损害其他人的工具。如同我们可能会预期的那样，人们并不倾向于想要接受束缚他们自己但不束缚其他人的规定。想象一下我们设想出的鸟支持一种阻止它自己但不阻止其他鸟婚配的规则，它的命运会如何；这种规则，可能从这只鸟的（基因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进化上的灾难。这种自满的设计将很快被选择所淘汰。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道德是约束行为的规则，那我们可能会预期，总体上来说，人们可能被设计来偏好同样约束其他人的准则。这同约翰·罗尔斯（JohnRwals）的想法没什么不同，即好的原则是所有的人都会支持的那一些，即便人们在这些规则被制订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就使得人们制订或多或少适用于全部人的规则。

公正性，这样一来，就执行了一种罗尔斯式（Rawlsian）的道德。人们会接受惩罚的威胁，只要正义之剑高悬在所有人的头上。罗尔斯式的道德，或多或少地将个体间的得失同等化了。所有人都愿意在对使用手的惩罚条约之下玩足球，只要两支球队遵守同样的规则。道德认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是被设计来反对违背公正性的行为的，因为公正性阻止道德成为缺乏地位的个体的净损失。

虚伪会损害公正性。一个表明任何人如果做了X就要承担某种代价的规定，对于极大量的X事件来说，是一种我们可以预期进化了的个体会接受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可能的确阻止了我做X，但是我并不比别人更差，大家都同样地受到限制，就像在足球比赛中一样。如果你要将道德看成是我们都持有的能够痛打违规者的棍棒的话，那么当这些规则适用于所有人时，大致说来没有人会过得更差。但如果我们对于一些人而不对另一些人挥舞我们的棒子，那就只是裸的侵犯。

这样一来，当斯皮策指责卖淫但自己却参与其中的时候，他显然做着他说的别人不能做的事情。这些规则不适用于他自己。人的心智似乎是被设计来强烈地反对这件事的；如果民众的道德指挥棒不是一视同仁地施用的话，那么这些惩罚就会成为损害利益的工具，一种使一些人承担代价而另一些人获利的方式。进化了的生物不应该被设计来偏好这样的一种状态（除非他们是获利的一方）。他们确实应该有强烈的直觉来反对这一点，他们也的确如此。

体现在于矛盾的道德立场中的虚伪本质上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人们受到道德准则的影响不同，如同鸟类的例子所阐释的那样，人们对于何种规则被实施有不同的喜好。这使得滋生出规则的道德准则的概念很重要：人们很可能愿意认同特定的原则——比如个人的自由——应该决定什么规则应该被采用。如果无一例外地施用的话，这或多或少会阻止个体获利。

然而，当一个道德原则只是应用到一种情况而不是另一种相关的情况时，人们基本上会试图寻找那些对他们有益的道德规则（或者对他人有害的道德规则），并且排斥那些对自己有害（或者对他人有益的）规则。当道德被看成它是什么，看成一群人关于什么行为会受到惩罚的决定，那么很明显，进化系统应该被设计成尝试阻止其他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公正运用道德的棍棒。道德原则的普遍性的运用会阻止这样的事发生；虚伪破坏它。

核心上来说，虚伪是最自利的。当规则只约束你而不约束我，我就更有利了。我们关于虚伪的直觉被设计成阻止其他人运用暴民的（或者首领的，或者警察的）道德武器来服务于他们、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伙伴。

从道德原则中引申出道德规则的普遍性应用导致自助餐道德（挑选规则）更加困难。再一次，我们会预期人们会监视他人的不一致。

所以，侦查他人的虚伪就有一个好处。发现并指出虚伪可以导致他人抑制利用虚伪获得利益的倾向。发现人类有侦查他人不一致的模块并不令人意外。发现并指出这种不一致性对于联合伙伴对抗不一致的个体有很重大的价值。

那么我们自己的虚伪呢？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人们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公正。在虚伪的领域，这一点早在圣经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里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呢？”为什么人们无视自己的道德不一致性？

首先，道德不一致性很难被发现。比如说在流产的争论中这种不一致性就时不时出现。似乎我们对于注意到这种不一致性并不是很在行，而这是伪君子的有利条件。既然如此，人们可以不担心被发现虚伪而付出的代价，大胆利用虚伪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在别人注意到的地方保持一致，并且保留解释权。在这种情况下，不一致性更像是那个讲两个背包客遇到狗熊的笑话：一个人穿上了运动鞋，当另一个人指出他不可能跑过狗熊时，他说：“我不用跑过狗熊，我只用跑过你。”

这可能是政客们虚伪的一个原因。我猜想是这样的，也可能我只是太天真。政客们，无论表面是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比我们其他人更虚伪。因为我们其他人只是从他人的注意中溜掉了。政客并不像其他人一样，一是因为他们需要经常让自己的道德公开化，比如有多少人知道你对同性恋结婚的态度？二是因为他们受着普通人未曾经受的诱惑，比如上一次有人提供给你

50000美元，为了在一个市政废水处理的合同中获得优势待遇？因为政客不得不公开表达道德谴责，当他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时，会被发现他们曾经谴责过这些行为，对此《纽约时报》上有记录。不得不表态指出很多事是错误的，并且得受公共的监督，这让政客或者其他被公共瞩目的道德家（比如宗教领袖）的虚伪很容易被发现。

对于我们其他人，虚伪是模式化的设计。我们谴责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模块被设计成限制他人的虚伪，但是这和让我们自己的行为和谴责一致没有关系。并且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前后不一，但照样过得去，因为其他人并不容易发现这种不一致。我们可以在其他人允许的范围内不一致。因为被发现不一致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会避免吸引他人注意，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的模块简单地被设计成不去注意。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虚伪，就像在费城过马路一样，保持有策略的无知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