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个不上朝的皇帝，他跟后世的那些不朝的皇帝还是有区别，区别就在于原因上。后世不上朝的皇帝大多因为体制方面的原因，而这位皇帝的不上朝却是由于一些难以名状的原因。

朱见深自小幽闭在宫中，由万氏抚养长大，他得了很严重的自闭症，他害怕见生人，他上朝的时候看见那么多人他会紧张。不仅如此，他信道教，每天天没亮他就要起床做功课，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他厌倦上朝。难得上了一次朝，内阁首辅万安了解皇帝的心思，当其他群臣好不容易见了皇帝一面，有很多话要奏给皇帝听时，万安却连忙跪下来三呼“万岁”，眼看首辅如此，其他群臣也只好跪安。所以，成化朝万安得了个“万岁阁老”的称呼，眼见万安如此，内阁其他二人刘珝、刘吉也只好跟着捣浆糊，所以人们又送内阁一个雅号“纸糊三阁老”。从天顺年间起，内阁大学士逐渐兼任各部尚书，所以人们又称六部尚书为“泥塑六尚书”，到了此刻，我们的王朝从皇帝到大臣都开始奉行无为而治。

早已倦怠政事的朱见深开始对神仙鬼怪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修真，希望能够长生，即使不能够长生，也希望能够长寿。

成化十九年，见深召见了神仙王士能，王士能说他是江苏灌云县人，生于故元至正年间，今年一百二十岁了，但看起来却像四十岁的人。王士能告诉见深，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四川的一处雪山中遇到一位异人，异人只有三尺长，却鹤发童颜、形如婴儿，王士能伺候老人三年，老人才教授他长生之术。见深问道长生之术为何物，王士能说道“不食荤、不近女色、不贪财、不生气”，皇帝听说后觉得难度太大，便打发王士能回了去。

除了王士能，还有个尹继先。尹继先自称生于南宋绍兴年间，已经三百多岁。不过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一百二十岁已经是人类寿命的极限，如果说王士能的寿命长度还有可能，那么这位尹道士绝对是自吹自擂。

这些清心寡欲的修真人士不对朱见深的胃口，他更喜欢跟一些会玩魔术的方士搅在一起。这些方士都是朱见深让太监去民间找来的，李孜省是他们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孜省本是地方官吏，因为犯了法正被通缉，躲到京城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让出宫寻找方士的宦官撞见了，便带到宫里来。李孜省自称他会道教的“五雷法”，善以符箓治病。这“五雷法”是道教的祈雨法术，能够将天上雷公召唤出来降雨。宪宗让李孜省演示，李孜省的祈雨法术时灵时不灵，大概他也懂一些天文知识，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不会下雨。李孜省又说他会“扶鸾术”，这“扶鸾术”是道教请仙的法术，主要是将天上的神仙请下来。见深对这一法术也异常感兴趣，便让李孜省表演，李孜省跪在地上焚香祷告，不大一会，屋檐上出现两名仙女，见深连忙让两名仙女下来，两名仙女下来后，仔细一看，原来是宫里的宫女，顿时让人大跌眼镜。

除了这些仙术外，见深对变魔术也很感兴趣，僧人继晓是变戏法的高手，他能将水银变成银子，能将银子变成金子。通常这都是障眼法，事先将金银准备好然后替换之，虽然要自己掏腰包，但成功后皇帝一高兴都有赏赐，而且赏赐比自己付出的成本要多，但造金炼银之术是不能持续的，它只能陪皇上玩玩而已。

成化王朝注定是个转折点，帝国的权力终是向官僚手中移交，君臣共治在这一刻实现，从此权力的运作既不是依靠强悍的君主，也不是依靠耀眼的文臣，而是依靠制度与程序，任何人都要遵循的一套制度与程序。国家大事由部院提出意见，然后内阁廷议，廷议的结果票拟，报司礼监批红，然后由六科签发执行，在这个程序中，国家的决策是集体决策，避免了大臣的独断专行，而且内阁的意见司礼监和六科给事中都可以驳回，有了两道过滤器；皇帝的圣旨首先下达到司礼监，然后由司礼监转达到内阁，内阁廷议，然后票拟报司礼监批红，最后由六科给事中签发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三道过滤器，也就是司礼监、内阁和六科，这三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将皇帝的圣旨驳回。这套程序虽然繁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推诿、扯皮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他却能避免君主和文臣的独断专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没有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文臣的时候，依赖这套制度也能够保证帝国的平稳运转。

这还只是明朝成熟的政治体制，它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来保证整个国家平稳有序的运行。它有一套以六科和十三道御史为核心的遍布天下的监察系统，这套监察系统既可以减少官吏的，又可以匡正朝政得失；成熟而完备的科举制度更是以公平的方法保证了官吏的选拔；明王朝实行府兵制，世袭的士兵是帝国的人，而不是武将的人，这样就可以将士兵和他们的将领切割开来，各地的总兵也只有训练权，没有调兵权，这些措施都避免了武将做大；帝国除了一套文官系统外，还有一套宦官系统，这套宦官系统跟文官系统一样也是遍布天下，人数也是一样多，明王朝就是依靠这两大中枢系统保持一种平衡，虽然有的时候这种平衡并不存在；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外戚专政，皇室普遍都禁止跟文臣和贵族联姻。通过这些措施，历代以来的文官专政、宦官专政、武将专政、外戚专政都成功避免。从这以后，皇帝更多的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个执行各种礼仪、彰显伦理道德的象征，整个国家没有留下个人表演的舞台，也不需要伟大的人物，所有的人只是一颗颗螺丝钉在机械的运转。皇帝似乎不需要跟文臣见面，文臣之间也不需要见面，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文书进行，我们的帝国终是进入了“文牍政治”的模式。

当我们回顾成化王朝，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正是皇帝的不作为，使得帝国提前进入一种制度化的运作，皇帝的权力在这一刻也被限入一种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它必须通过繁琐的程度才能体现出来，这种程序化的皇权究竟有多少是皇帝本来的旨意，我们已经很难看清。

政治上虽然进入停滞与制度期，但民间却进入了活跃期，而正是政治上的这种无为与慵懒带来了商业的蓬勃发展、风气的松散与奢靡、思想上的自由与活跃。皇帝虽然歇息了，但成化朝的文臣并没有因此而耀眼的表演，以万安为首的南人党和以刘珝为首的北人党仍是吵闹不休，文臣们仍旧是延续了前几朝的思维与行事方式，言官们虽然开始跃跃欲试，但此时还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在体制的推动方面皇帝似乎还走在他们前面。

后世人回顾成化王朝时，都认定这是明王朝的一个转折期，虽然王朝还没有进入自由、奔放的嘉靖、万历时代，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改变。当我们回顾成化王朝，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帝国本质上没有大的改观，虽然北部边境和南方有摩擦，还有延续几朝的流民问题，但这对于一个复杂的国家来说也是每朝都有的事情，皇帝的荒诞与文臣的内斗、无为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例常之事，这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患的成化王朝仿佛一下子进入休息期，所有一切也似乎进入散漫、慵懒的状态，虽然王朝更多的依靠制度来运行，但我们也从这种无为之治中发现潜伏的危机。

从这以后，皇帝不再信任文臣，文臣们为了自保开始结成党派，道德开始沦丧，重商主义、拜金主义开始盛行，中枢对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国内弱势群体开始与残暴起来，甚至采取卑鄙的措施对付之，这些跟君主的不作为，文臣的推诿、扯皮不无关系。虽然帝国进入了制度化的运行模式，但是由这种制度化运作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起来，这些都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更加显性的表现出来，并最终将我们这个帝国带上了不归路。

对于成化王朝，我们是矛盾的、是纠结的、是难以评价的。它既踌躇满志，又保守没落；它既开放、又混乱。朱元璋和朱棣的高压、时代必须要改变，但改变后的帝国却又显得重心不稳。虽然对于成化王朝我们矛盾、纠结，但有一点必须要明白，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是它本身的规律造成的，虽然历史都有休息与整理期，但终究还是要延着它本来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人口的增长、社会管制的放松、商业的繁荣、新思想的崛起、民众观念的改变都使得我们这个帝国已经不可能由上端随意把持。

无论如何，成化王朝作为明王朝一个政治、经济、思想的转折点是要被后世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