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张学良并没有答应阎锡山所允诺的这些条件，反而于阎锡山的“国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即9月10日，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的东北军高级会议上，答应了蒋介石出兵关内的诺言。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国内统一，在先大元帅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言，未蒙采纳。1926年先大元帅曾派韩春麟赴山西见阎，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春麟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所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春麟就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谢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个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延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现出兵关内的诺言”（于学惠：《东北军第四次入关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77页）。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出兵关内，呼吁各方“罢兵以纾民困”。在此之前，阎锡山已得知张学良决定拥蒋的消息，即背着冯玉祥悄悄收编晋军战线，由山东撤回河北、山西。冯军在勉力抵抗蒋军的9月大反攻之后，不少官佐在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下向蒋输诚，已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冯玉祥还想力主一战，但由于整个西北军中除宋哲元、刘郁芳两部外，其余均不愿听命再战，也只好作罢。当初投附阎冯的各小股反蒋武装则纷纷改换门庭，分别投蒋、投张。反蒋联军就此土崩瓦解。

阎锡山、汪精卫并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还想借助“扩大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招牌，利用联军残余力量，继续与蒋介石周旋。9月22日，扩大会议被阎锡山搬到太原，但从9月20日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兵车入关，10多天就完成了对河北及平、津两市的占领，因此到10月初，阎冯两部一些将领迫于形势，纷纷向张学良输诚。这时，阎冯联军在数量上还要比蒋军多五、六万人，因此汪精卫提出“一不作，二不休，最后退到大西北，继续硬干到底”的强硬主张，冯玉祥也表示赞成，要把所有部队先集结到黄河北岸，做好坚固工事，蒋介石如要再打，和他硬干，如果不打，就乘隙渡河南进。但阎锡山不表示同意，他说：“这是国事之争，我们军事上虽已失败，但在政治上，蒋介石既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况且中国是整个的，如果弄成华北、华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其实，阎锡山是因为已经截获到了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从新乡给冯的电报，内称“晋南富庶之区，粮饷不缺，陇海路撤下来的军队应兼程开入晋南”。阎认为这是冯想取其而代之的办法，如果真是这样，他将无所凭借，所以，他不同意汪、冯的意见。事后他对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56页）。但阎锡山仍在表面上支撑，因而扩大会议到了太原后，汪精卫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个“约法草案”，并于10月27日在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其后，扩大会议的代表便作鸟兽散，有的改换门庭，转而投靠蒋中央，有的则下野韬晦，以求再逞，改组派作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以汪精卫的结束声明而宣告终结。

对于战败的反蒋联军，蒋介石因急于抽调兵力到南方围剿红军，所以，他除要阎锡山、冯玉祥必须下野外，其余人员都在“赦免”之列，同时，将收拾华北残局事宜全权托给了张学良。10月16日，阎、冯、汪在太原议定如能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下野。但蒋介石不答应，为逼阎冯等下野，10月29日派飞机轰炸太原，在北门外兵工厂附近炸伤1人，炸死1条狗，11月1日又一次轰炸，炸塌了柳巷北头晋隆饭店的厨房，炸死厨师郭某。两次轰炸，使太原市民人心惶惶，十分恐惧，认为这都是阎锡山招来的，都希望阎锡山早日离开太原。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阎锡山、冯玉祥于11月4日致电张学良“释权归田”，冯玉祥无处可归，遂隐居于山西汾阳县峪道河。汪精卫于11月23日偕夫人陈壁君亡命日本。阎锡山则在太原呆了一段时间，对山西人事安排了一番后，即以侍奉父疾为由，回到了老家河边村。他并不打算如蒋介石所愿，离开山西，出洋“考察”，而是想暂避风头，等待时机，以图后举。在老家，阎锡山一方面调整军队，撤消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及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成立了晋绥警备总司令部，安排亲信知交徐永昌、杨爱源分任总副司令，替他掌管晋绥军；另一方面则展开“公关”，派人到南京、沈阳疏通说项，以太原各县公推的名义，由荣鸿胪等到南京交涉，表达太原各界对阎锡山的挽留之意，派交际处长梁汝舟，偕温寿泉前往沈阳，面见张学良，通过张向蒋介石方面疏通。

然而，蒋介石并不手软，他知道，阎锡山毕竟是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虽然他中原战败，通电下野，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决不能让他稍有喘息之机，以免其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因此，对于阎锡山的活动交涉，一方面以“百公不出洋，无以善后”作答，一方面电张学良“坚不允许”阎锡山滞留山西，并且又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进行示威。

阎锡山无奈，只好于11月29日离开老家，走上了逃亡之途。

5、离晋出逃，避居大连，在这里一面遥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1930年11月29日清晨6点钟，天还未亮，阎锡山一行即从河边村动身出发，前往大同，准备乘车去天津，从这里“出洋”。

受蒋介石、张学良的逼迫，阎锡山不得不离开山西“出洋”。但是，阎锡山根本就不愿意“出洋”，因此，也就没有“出洋”的打算。然而为了应付蒋、张，他还是放出口风说愿去美国或者日本，并且把他出行的第一站定在天津，准备在这里暂避一时，尔后看具体情况再作安排。

阎锡山离开河边老家之前，除军事上作了前述的安排之外，还给其亲近的文武属僚按等级每人赠送了3万元、2万元、1万元，或5000元、3000元，以示其对他们生活上的关怀。其实也就是要这些人在他离开山西后仍能忠心于他，他还嘱托这些人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关民权：《阎锡山战败逃亡记述》，《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26页）。并且派李汝骧以晋谒汪精卫为名（汪时在天津，正与覃振等人研究扩大会议所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执阎的亲笔信，专程去天津跑了一趟，李从天津返回后，告知阎锡山“沿途平静无事”，阎遂决定动身。

对于这次出行，阎锡山特别谨慎，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对其随行人员的挑选，就规定有忠实可靠，熟悉旅途情况，且能随机应变，还要有相当地位而对外交际面又不大这样三个标准。经与赵戴文多次研究考虑，最后决定由李汝骧、王怀明二人随阎锡山同行。因为李、王二人都曾留学过日本。李为五台人，与赵戴文为同乡和世交，曾任德胜口税务监督，内政部科长等职，素为赵所器重。王怀明是沁县人，曾任省长公署秘书及县长多年，为人谨慎小心，忠实可靠。定下来之后，阎锡山即将此二人召到河边村阎宅同住，一方面是准备随时动身，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他们再作进一步考察（关民权：《阎锡山战败逃亡记述》，《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26页）。可是，这时前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却也前来，要求以保镖身份伴随护送阎锡山。这张培梅是原平人，在晋军中素以“刚正耿介”而著称，对人多有得罪，唯对阎锡山可谓忠贞不二，人言张培梅之于阎锡山，如同许褚、典韦于曹操，郑恩之于赵匡胤。晋军出兵石家庄第一次对奉作战时，张培梅为整肃军纪，擅杀龚凤山、刘树藩两团长，曾遭阎猜忌，返防不久，即因此解甲归田，如今，阎正在落魄之时，张却不计前嫌，前来助阎，阎即予以应允与之同行。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阎锡山给在太原的徐永昌、商震发了一个电报，告知“东日到石，冬日到津”，即于12月1日到石家庄，2日到天津，同时，还电告蒋介石，他于12月1日动身离晋。然而，阎锡山一行却于11月29日动了身。他之所以这样比向外界所说的日期提前了两天，主要是担心蒋介石、张学良会按他所告知的日期在其赴津途中采取不利于他的举动。

阎锡山离开河边村时，送行的只有他的父亲阎书堂，总参议赵戴文、交际处长梁汝舟，以及他的表兄曲静斋等4人。阎锡山装扮成商人模样，身穿长袍马褂、足登老头棉鞋，头戴风帽，怀里揣着印有“山阴县富山水利公司经理曲容众”字样的名片（曲容众字成三，系阎锡山的叔伯表兄），他与李汝骧同乘一辆小汽车，王怀明与张培梅同乘一辆小汽车，两辆车一前一后，相距半小时路程，相继出发。徐永昌接到阎的电报，信以为真，于11月29日急忙由太原前来五台，准备与阎锡山话别，岂料等他到来时，阎锡山一行早已离去。

按照事先安排，阎锡山等自带干粮，一路上只在太和岭口和怀仁打了两次尖，经过一天的颠簸，晚上六时半，天刚擦黑，抵达大同。李汝骧令司机加快速度，想闯过汽车站的检查哨，直奔火车站，不料让哨兵喝住，李答“我们是去火车站，怕误了点”，哨兵到车前问明了来去地点，然后说“不进城怎么上火车站”，李说“我见城门已经上了”，哨兵说：“你们捺一捺喇叭就开了”。司机捺了两下喇叭，城门果然开了。汽车穿过北大街直至大同火车站。这时，天已漆黑，距晚十一点开车时间尚早，便计划先去旅馆休息一下。到第一家旅馆，已住满军队，门口有卫兵，不能进去，至第二家旅馆，才找到住处。阎锡山下车后，赏司机一百元，让他回去。在这家叫泰来的客栈里，阎锡山只吃了些他自带的饼子，即歪在炕上休息（关民权：《阎锡山战败逃亡记述》，《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28—29页）。晚11时，阎锡山一行悄然从大同火车站登上了一辆北上的火车，离开了大同。12月30日凌晨，车抵张家口，然后，由此南下，直达京郊丰台车站。阎锡山一行因转乘火车尚须一段时间，即先到一家旅馆稍事休息。

等他们再上车站时，只见站上停靠着一辆慈禧太后当年坐过的花车。阎锡山不禁生疑，遂遣李汝骧去打探清楚，当闻听此车系开往石家庄接阎总司令到天津出洋时，阎掐指一算，这辆车由丰台到石家庄的时间，正好与他向蒋介石报告的出发日期相符。阎不由得对李等一行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他们在丰台转车后，11月30日晚上，到达天津。据传，“当阎锡山向蒋介石电报定于12月1日起身赴天津时，张学良亦有所知道，曾发出三道命令：1、令陆军‘检查列车，查获后格杀勿论’；2、令宪兵‘查获后押解来部’；3、令铁路警察‘严加保护’。所以11月30日晚，京绥列车过柴沟堡时，军警宪勤令停车，严加检查。但此时阎锡山已安卧于天津日租界熙来饭店矣。事后赵戴文和张学良见面时，张尚表示殷切地说：‘我曾下令要沿途严加保护’，可知道命令确非虚传”（关民权：《阎锡山战败逃亡记述》，《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31页）。阎锡山事后得知这一切，不禁为自己的神机妙算暗自得意。其实，将前后之事联系起来看，所谓的三道命令，只有第三道命令比较属实。因为阎锡山已答应蒋介石“出洋”，并把去天津的时间告诉了蒋和外界，尽管这个时间是假的，若真的将阎“查获后格杀勿论”，那么，在舆论上，蒋是不好交代的。再则，张学良派出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停于丰台，看来也明显是要接阎锡山去天津的。而他下令要沿途严加保护，也是对阎锡山安全的考虑。张这样做，其出发点很可能是只要能让阎锡山安全“出洋”就行，不希望再节外生枝，发生什么变故。再则，三道命令是蒋发出的，还是张发出的，没有说明，况且，三道命令三个内容，既要“格杀勿论”，又要“严加保护”，似相互矛盾，所以，张学良后来对赵戴文所说，还比较可信。

不管怎么说，一路上提心吊胆的阎锡山总算到达了天津，并住了下来。李汝骧、王怀明将阎锡山送达天津后，即先后返回。随后，阎锡山的其他随从人员总参议赵戴文、交际处长梁汝舟等也陆续来到他身边。张培梅一向不喜赵戴文，见赵一来，亦返回原籍。阎锡山为向蒋介石等表示自己准备出洋，还在他的住处日租界一所叫“张家花园”的地方，挂起了一快“筹备出洋办公处”的牌子，任命梁汝舟为处长。可是，好长时间却没有任何筹备出洋的实际行动。并且，阎锡山的随从也日益增加，甚至把他的姨太太徐兰森和几个儿子也接到了天津，大有在津门安营扎寨，长久住下去的架势。阎锡山的这些活动，不能不引起时刻关注其动向的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闻讯，认为津晋相距咫尺，阎在津在晋有何区别，张学良亦认为阎如在天津，他对晋军更难节制。所以，蒋、张二人都以阎留津为大患，于是蒋发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迅速返晋工作，以揭发阎的罪恶，一面让兰衣社特务分子在阎的居所附近不时加以窥探，以威胁之。那时，兰衣社特务可以用种种方法随便杀人，而法庭不加过问。阎在精神上不堪其扰，行动又受此威胁。而张学良又随时派人询问阎的放洋日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思考后决定放弃久居天津的打算，“今年先到大连，明年再经日本赴欧美”。由于大连自甲午海战签订“马关条约”后，即为日本占领，所以，经与日本方面的多方接洽，办妥了去大连的一应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