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当其入关之时，即罢免明末的三饷。又厘订《赋役全书》，征收都以明万历以前为标准。圣祖时，曾叠次减免天下的钱粮。后来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赋”之例，把丁赋的数目限定了。这在农民，却颇可减轻负担。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地节俭。所以圣祖末年，库中余蓄之数，已及六千万。世宗时，屡次用兵，到高宗初年，仍有二千四百万。自此继长增高，至1782年，就达到七千八百万的巨数了。以国富论，除汉、隋、唐盛时，却也少可比拟的。

圣祖晚年，诸子争立。太子允礽，两次被废，后来就没有建储。世宗即位之后，和他争立的兄弟，都次第获罪，因此撤去诸王的护兵，并禁止诸王和内外官吏交通。满洲内部特殊的势力，可以说至此而消灭。但清朝的政治，却亦得世宗整饬之益。圣祖虽然勤政，其晚年亦颇流于宽弛。各省的仓库，多不甚盘查；钱粮欠缴的，也不甚追究。世宗则一反其所为。而且把关税、盐课，彻底加以整顿。征收钱粮时的火耗，亦都提取归公。如此，财政上就更觉宽裕。而康雍对外的兵事，也总算徼天之幸，成功时多。清朝至此，就臻于全盛。

世宗死后，高宗继之。高宗在表面上，是专摹效圣祖的，但他没有圣祖的勤恳，又没有世宗的明察，而且他的天性是奢侈的，正合着从前人一句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六次南巡，供帐之费无艺。对外用兵，所费亦属不赀。凡事专文饰表面，虚伪和奢侈之风养成了。而中年后，更任用和珅，其贪黩为古今所无。内外官吏，都不得不用贿赂去承奉他。于是上官贪取于下属，下属诛求于小民，至其末年，内乱就一发而不可遏了。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清朝历代的君主，对于种族的成见，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唱尚文。一面表章程、朱，提倡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箝束臣下。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屡次编纂巨籍，以牢笼海内士大夫。但一面又大兴文字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征求天下的藏书，写成六部，除北京和奉天、热河的行宫外，还分置于江、浙两省。看似旷古未有的盛举，然又大搜其所谓，从事焚毁。据当时礼部的奏报，被焚的计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之多。清朝的对于士子，是严禁其结社讲学，以防其联合的。即其对于大臣，亦动辄严词诘责，不留余地。

还要时用不测的恩威，使他们畏惧。使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如此，他们所倚为腹心的，自然是旗人了。确实，他们期望旗人之心，是很厚的。旗人应试，必须先试弓马。旗兵是世袭的。一人领饷，则全家坐食。其驻防各省的，亦都和汉人分居，以防其日久同化，失其尚武的风气。而又把东三省和蒙古，都封锁起来，不准汉人移殖。他们的意思，以为这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了。然而旗人的既失其尚武之风，而又不能勤事生产，亦和前代的女真、蒙古人相同。而至其末造，汉人却又没有慷慨奋发，帮他的忙的，于是清朝就成为萎靡不振的状态，以迄于亡。这是他们在前半期造成的因，至后半期而收其果。

第三、清初的外交

清初的外交，是几千年以来外交的一个变局，因为所交的国和前此不同了。但是所遇的事情变了，而眼光手段，即随之而变。新事情来，总不免沿用旧手段对付。而失败之根，即伏于此。不过当此时，其失败还潜伏着罢了。

清初外交上最大的事件，便是黑龙江方面中俄境界问题。因为这时候，俄国的远征队，时向黑龙江流域剽掠。该处地方的居民，几于不能安其生了。当1670年，圣祖尝诒书尼布楚守将，请其约束边人，并交还逃囚罕帖木儿。尼布楚守将允许了，而不能实行。及1675年，俄人遣使来议划界通商。圣祖致书俄皇，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不能了解。交涉遂尔停顿。1681年，三藩平定，圣祖乃决意用兵。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并筑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1685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围雅克萨城。俄将约降，逃往尼布楚。彭春毁其城而还。俄将途遇援兵，复相率偕还，筑城据守。明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以八千人围之。城垂下，而圣祖停战之命至。

是时俄皇大彼得初立，内难未平，又外与波兰、土耳其竞争，无暇顾及东方。在东方的实力，亦很不充足，无从与中国构衅。适会是时，圣祖又因荷兰使臣，诒书俄皇。俄皇乃复书，许约束边人，遣使议划疆界，而请先解雅克萨之围。圣祖亦许之。于是俄使费耀多罗东来，而圣祖亦使内大臣索额图等前往会议。1688年，相会于尼布楚。当费耀多罗东来时，俄皇命以黑龙江为两国之界，而索额图奉使时，亦请自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俱归中国，议既不谐，圣祖所遣从行的教士徐日升、张诚从中调停，亦不就。兵衅将启。此时俄使者从兵，仅一千五百，而清使臣扈从的精兵万余，都统郎谈，又以兵一万人，从瑷珲水陆并进。兵衅若启，俄人决非中国之敌，俄人乃让步，如中国之意以和。定约六条：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于两国界上，再毁雅克萨城而还。

《尼布楚条约》既定，中俄的疆界问题，至此暂告结束，而通商问题，仍未解决。1693年，俄使伊德斯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京师，人数以二百为限；居留于京师的俄罗斯馆，以八十日为限；而免其税。旋因俄人请派遣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之设立俄罗斯教习馆。

当尼布楚定约前三年，蒙古喀尔喀三汗，为准噶尔所攻，都溃走漠南，至1697年，乃还治漠北。于是蒙、俄划界通商的问题复起。土谢图汗和俄国本有贸易。此时仍许其每年一至。然因互市之处无官员管理，颇滋纷扰。蒙人逃入俄境的，俄国又多不肯交还。于是因土谢图汗之请，于1722年，绝其贸易。至1727年，才命郡王策凌等和俄使定约于恰克图。自额尔古讷河以西，至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带河地方，为瓯脱之地。在京贸易，与旧例同。俄、蒙边界，以恰克图和尼布楚为互市之地。1737年，高宗命停北京互市，专在恰克图。此时中、俄交涉，有棘手时，中国辄以停止互市为要挟。乾隆一朝，曾有好几次。

清初的中、俄交涉，看似胜利，然得地而不能守，遂伏后来割弃之根。这是几千年以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至于无税通商，在后来亦成为恶例。然关税和财政、经济的关系，当时自无从梦见；而一经允许，后来遂无从挽回，亦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中西初期交涉的失败，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陈旧的外交手段不适用于新时代的结果，怪不得哪一个人，其失策，亦不定在哪一件事。要合前后而观其会通，才能明了其真相。

至于海路通商，则因彼此的不了解，所生出的窒碍尤多。通商本是两利之事，所以当台湾平后，清朝沿海的疆吏，亦屡有请开海禁的。而其开始解禁，则事在1685年。当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各设榷关。1688年，又于舟山岛设定海县，将宁波海关，移设其地。1755年，英人请收泊定海，而将货物运至宁波，亦许之。乃隔了两年，忽然有停闭浙海之议。原来中国历代海路的对外通商，是最黑暗不过的。官吏的贪婪，商人的垄断和剥削，真是笔难尽述。二千年以来，都是如此。到了近代，自然也逃不出此例。当时在广东方面，外人和人民不能直接贸易，而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后来因官商资力不足，又一人专利，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所谓公行者兴。入行的所出的费用，至二三十万之巨。所以其取于外商，不得不重。

而因中国官吏，把收税和管束外人的事，都交托给他，所以外人陈诉，不易见听，即或徇外商之请，暂废公行，亦必旋即恢复。于是外商渐舍粤而趋浙。1757年，闽督喀尔吉善、粤督杨应琚，请将浙关税收，较粤关加重一倍。奉谕：“粤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为生；而虎门，黄埔，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驱归粤海为宜。明年应专令在粤。”英商通事洪任辉愤怒，自赴天津，讦告粤海关积弊。中朝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把他圈禁在澳门。虽亦将广东贪污官吏，惩治一二，而管束外人的苛例，反因此迭兴。1792年，英人派马甘尼东来，要求改良通商之事。其时正值清高宗八旬万寿。清人赏以一席筵宴、许多礼物，而颁给英王《敕谕》两道，将其所陈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

未几，东南沿海，艇盗横行，而拿破仑在欧洲，亦发布《大陆条例》，以困英国。葡萄牙人不听，为法所破。英人虑其侵及东洋，要派兵代葡国保守澳门，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中国剿办海寇为由，向中国陈请。中国人听了大诧，谕粤督严饬兵备。1808年，英人以兵船闯入澳门，遣三百人登岸。时粤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遣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听，熊光命禁其贸易，断其接济。英人遂闯入虎门，声言索还茶价和商欠。于是仁宗谕吴熊光：“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而熊光等因海寇初平，兵力疲敝，主张谨慎，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职，代以百龄和韩葑。于是管理外人愈严。1810年，英人再遣阿姆哈司来聘。又因国书及衣装落后，未得觐见。于是中、英间的隔阂，愈积愈深，遂成为鸦片战争的远因了。

第四、清代的武功

中国历代，对北方的用兵，大概最注重于蒙古、新疆地方，是不烦兵力而自服的。至于青海、西藏，则除唐代吐蕃盛强之时外，无甚大问题。而蒙、新、海、藏相互之间，其关系亦甚薄弱。自喇嘛教新派——黄教盛行以后，青海、蒙古，都成了该教的区域；而天山南路，因回教盛行，团结力亦较前为强；而此诸地方，近代的形势，遂较前代又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