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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官场的总体格局就像计划经济时期的饭馆，每张饭桌跟前都会有一群人等座。前不久省里搞了一次创举，公开选拔二十个副厅局级领导，要求必须是正处级或者在副处级岗位熬到四年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报名，结果居然有四千三百多人报名竞争这二十个职位。这也难怪，如今当官的好处太大了：稳定而丰厚的薪水、便宜的和白送差不多的住房、由纳税人埋单的公家配车、吃喝玩乐全报销的豪华待遇等，官员绝对属于先天下之乐而乐的阶层，谁不想进入这个阶层呢？公安局局长这样的职务更是一个握有实权，令人垂涎三千丈的美差。

局长一死，银州市的官场立刻暗潮涌动，上下左右一起围攻，里里外外奇计百出，搅和得市长夏伯虎和书记吴修治上班怕进办公室，下班怕进家门，走在路上怕接手机。最让书记吴修治啼笑皆非的是市文联主席，一个五十八岁高龄的准退休老人居然也觊觎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仗着自己的亲家是省委主管干部人事的副书记，追到吴修治家里毛遂自荐。吴修治憋着一肚子气，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承诺，好不容易打了这位唠唠叨叨的文联主席。第二天一上班便赶紧联络市长夏伯虎、人大主任曾聪明和组织部部长关原开会，他采取的是领导遇到难题时通常采用的办法：集体讨论，集体负责，有什么麻烦也好往集体身上推。这也难怪，吴修治已经五十八岁，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除非出现奇迹，被提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已经开始做退休的思想准备，现在最大的追求就是平平安安着陆，历史经验和现实总结都告诉他：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折腾的本钱了。他自然不愿意为一个公安局局长的职位问题而搅扰自己好容易才回归宁静通达的心境，破坏自己多年营造的平衡和谐的外部环境，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把破解这道难题的责任交给了“集体”。

这次会晤当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很简单，四位领导对公安局局长的突然死亡毫无思想准备，对局长死亡之后的激烈竞争也没有应急预案，所以谁也无法马上提出合适的人选来。即便谁心里有人选这种时候也不敢轻易端出来，这种时候最先端出来的人选不但会让人无端猜忌，往往最终也难以如愿。这种事靠开会无法解决，会议只能确定方向和原则，会议只不过是对会前桌下协商好了的具体问题履行最后认定的形式，就像签合同，事先谈好了才能签字盖章。经过对银州市干部队伍目前蠢蠢欲动、暗潮涌动的现实进行认真分析，四位对人事任命有决策权的领导总算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银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选就在公安局现有的副局级领导里选拔。这样做有利于缩小竞争范围，有利于公安工作的顺利衔接，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干部队伍的稳定。很快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大原则就被有意无意地从市府大院传播出去，文联主席之类的非公安系统的干部自动出局，官场总算消停了许多。

然而，这个大原则就像浓缩剂，把原来宽泛的竞争矛盾浓缩到了公安局这个小范围内，本来就已经不太平静的公安局这下子更加躁动不安起来。如果从公安局内部选择干部替补，根据职务和资历，有四个选手最具有夺冠实力：公安局政委、副局长，分管政治处、纪检监察、警务监督以及工青妇组织的蒋卫生；分管分局和出入境管理以及户籍、内保、警卫工作的副局长姚开放；分管刑侦、禁毒和治安的副局长、号称局长大人的彭远大；分管后勤装备和培训工作的副局长庄扬。这几个人年龄都在四十六七八岁，分管的工作分量都很重，在那个级别再上一个台阶都还够杠。这四个人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弱点，各有各的势力，也各有各的对头。到了这个份儿上，竞争就进入了白热化，几位选手各显神通，明里暗里的开始铆劲儿，好像谁都可能成为局长，又好像谁都有点悬乎。

副手中有一个提升正职，必然会出现一个副职的空缺，这又勾引得那些处长、主任、队长蠢蠢欲动、焦躁不安，公安局就像红油火锅，表面上平静如水，油层下面的温度早已过了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