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经历了中国一个大动乱的时期。动乱和外国侵略的可怕压力耗尽了帝国的资源。为了使国家度过这场超级混乱，全国没有一个人比左宗棠的贡献更大。和平恢复了，中华帝国暂时有了较好的前景。左宗棠到了晚年，由于年迈力衰，无法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一个反动的进程开始发生，很快就把帝国大业推向了最终的、决定性的衰亡。左宗棠谢幕以后，中国高层无人具有撑持大局的清醒、能量、勇气和意志。每一个大手笔的国家企划，只要左宗棠参与其中，都有成功的结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人之常情，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精疲力竭，能力衰退，谁也无法指望他在领土之争中大显身手，所以吃了法国的苦头是势所必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1880年到1911年，凡是中国政府要办的大事，除了对云南起义的镇压以外，都没能获得成功。我们完全可以推论，他对19世纪的中华帝国最具主导性和建设性的影响。

关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外国人试图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中国历史极为悠久，名人无数，大部分很少为外国人所知，令研究者无法全部深入。中国人自己对这类事情也不大上心，把对一个人伟大程度的评价留给最严格的批评家——时间。但是，如果把时间压缩到一个较小的跨度内，仅仅考察一个朝代——1644年至1911年的大清王朝，那就可以颇为深入地进行观察和比较。各人评判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假设：对于某个人而言，他的本国同胞随着时间推移，会比外国文化更加接近对他的正确评价。在对汉人的初步评价中，人们似乎倾向于把曾国藩当作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一个，当作大清时代最杰出的汉人。

相对于左宗棠这种类型的人而言，曾国藩属于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的那种类型。首先，曾国藩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其次，他的忠心和诚实在他自己的时代无与伦比；他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具有精神耐力；他的才干更是不容置疑。他为人和蔼，对人体贴，极为忠诚。从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出一些东西来加以批评，不是一件难事，如果那人活了70岁，那就更加容易。但是，西方人还是无法充分理解他在其中奋斗的那个环境。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么就会更加惊讶：他怎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导致曾国藩与左宗棠彼此疏远的一系列事件是可悲的，不论是对国家而言，还是对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为此懊悔，彼此在心中都为对方持有最高的敬意。对于他们的争吵，无人能够评判谁是谁非，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过多地指责对方。这仅仅只是不相投合，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分歧从来没有堕落为宿怨。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多次评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大人物的高度尊敬。当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时，左宗棠的反应，如同他们是一辈子的友人。另外一个印象是：两人之间的疏远，左宗棠比曾国藩更加在意。

对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曾国藩比左宗棠更为敏感。有一次，某人拿着左宗棠的推荐信来到南京。曾国藩甚至懒得读信，就提笔在信封上写了几行字：“曾见其人，夙觉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然而，曾国藩在去世前不久，在苏州会见了一位名叫吕庭芷的高官，那人刚从甘肃返回。于是两人长谈甘肃局势。曾国藩谈到他跟左宗棠之间的分歧，说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左公却向皇帝报告，说我假报天王儿子的死讯，所以我不免对他耿耿于怀。不过，你平心而论，不要隐瞒，也不要客气：左公这人究竟怎样？”吕庭芷说，左宗棠处事精详，律身艰苦，体国公忠，照他看来，是朝端无两。曾国藩拍案说道：“的确如此！如果左公离开甘肃，不但我不能取代他，哪怕胡文忠起死回生，也是无法代替他啊。你说左公朝端无两，我却要说他是天下第一！”［1］

曾国藩此话传开，得到不少好评。人们说，这表明曾国藩确是一位“达人”。尽管他很不喜欢左宗棠，他却能承认左的才能和左对国家的巨大价值。“达人”一词通常包含的意思很难贴切地翻译出来。这是对一个中国人的最高赞扬，因为“达人”的品性是有儒学定义的。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他对左宗棠的了解很少有人能及，他的看法一般会得到中国人的认同。他们认为左宗棠是大清时代最伟大的汉人将军。但是在学术上，在整体的人格魅力上，似乎他还不能与曾国藩比肩。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还算不上伟大的学者。他的脾气在中国名人当中是罕见的，属于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那一类。他的唐突冲撞令中国的文化人感到不安，他对争辩的喜好使他交友颇难。他不分时间、场合或对象，管不住嘴巴，畅所欲言，与当时的风气格格不入。他总是不堪沉默，这个特性到晚年几乎成了饶舌。他在交谈中争抢话头到了如此地步，京城的官员在他说话时都会躲开。他的话锋很自然地总是转向西北，而北京的官场对西北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人们崇拜他的成就，尊重他的才干，但对他本人并不热情。北京充满了阴谋，而左宗棠并不明白宫廷政治的微妙。他在这种气氛里感到不适，他的存在又明显地令京城的官场感到不安。

左宗棠离开了西北，在那里他是无冕之王；他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虽有荣耀，却并无大权；要求一位年逾70的老人恰如其分地调整心态，未免有些过分。在西北，他的话就是那块土地上的法律，他已经完全习惯于人们对他无条件的服从。在北京他不能如鱼得水，只有在西北，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左宗棠。他在那里有施展才干的舞台。

他的工作能力是惊人的。他不但要巨细无遗地领导大量的行政工作，还要亲自撰写大量的奏章，保持广泛的通信往来，亲自在收到的报告上签署意见，有时还要写诗，每天读几篇孔孟著作来给自己充电。而与索思诺福斯齐同行的几个俄国人搜集到的印象，竟然是他并非忙得团团转。他有时间跟他们进行多次长谈，在他们于他的衙门里做客居留的那一个月里，他几乎总是跟他们共进晚餐。皮亚塞茨基对左宗棠做了大量有趣的侧面描写。对于他们的首次会见，他写道：

我们的头也让我们按照级别高低排列，对着房门站成一行。总督很快就出现在门口，大约12名穿制服的官员跟随其后，而他本人只戴了官帽。

总督身材矮壮，年龄不会超过60。［2］他的外表令我想起了彼斯马克亲王，不同的是他那黑色的皮肤。他的须髯稀疏，但胡髭较浓。他的动作富有感染力，也许是为了产生强烈的印象……他在进门时向我们亲切致意，动作细微得几乎无法察觉。接着他停顿片刻，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但他没说什么，又走近几步，再次停顿，注视着我们。

有一天，左宗棠向索思诺福斯齐追问各种有关欧洲的问题。皮亚塞茨基写道：

他很高兴听到英国老是跟俄国作对，老是伤害俄国并鼓励俄国的敌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为了表明他不喜欢英国人，他竖起了他的小指。

左宗棠和那些俄国人似乎热衷于谈论英国人。接着他问索思诺福斯齐：如果俄国与中国开战，哪一方会赢？索思诺福斯齐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他说那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左宗棠坚持要听他的看法，请索思诺福斯齐不要担心会伤害他的感情。于是索思诺福斯齐答道：如果两国开战，俄国会占上风。左宗棠显得颇为吃惊，他向在场的每个俄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皮亚塞茨基写道：

这位老人不想得到这样的答案，这使他非常尴尬。他真心地认为，中国完全能够超过俄国，甚至征服俄国。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他心里一定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计划。［3］

皮亚塞茨基还记录了一段对话：

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原谅自己的敌人。

我说：“举个例子，原谅一个打过你的人，难道不是更好吗？”

“不，”左宗棠说，“回击更好。”

谈话转向了自然科学。他对此所知甚少，而且不愿了解更多。

“我们不要电报和铁路；电报会使百姓堕落，铁路会使百姓失业，然后挨饿。”

另一次，他谈起超自然的物事，其中就有飞龙。

“有大龙，也有小龙，头都是黄色的。我亲眼见过一条龙，飞向祭祀它的庙宇。”

在说这些话时，他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反应。

他转向索思诺福斯齐，问他在俄国是否有人见过龙。

“没有，”头答道，“我国只有天使在头上飞。”［4］

皮亚塞茨基对索思诺福斯齐的回答十分惊讶，他很想知道左宗棠对俄国和俄国人的总体印象如何。他为左宗棠画了一幅素描。在他作画时，几个旁观者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