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的那件让我发愁的事情发生在九月。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个时候，我跟Lyle的分居协议已经期满，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已经离婚了。对于离婚两个字，我似乎有些钝感，很久都不能确定在那之后，自己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一半是因为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回过上海了，另一半是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决定休假，回家去过中秋节。毕竟，隔着整个太平洋，和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显得不那么要紧了。

我打电话给Lyle，想问问他，我带Caresse去中国，他有没有意见。一开始是打到他家里的答录机上留言，等了两天没有回音。又打去他的办公室，Mayer太太告诉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来。我犹豫着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机，很久没打过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请人转达，要么就趁接送Caresse的时候顺便说了。纠结了一晚上，觉得老这样憋着太傻了，而且还要抓紧时间给Caresse申请旅行证件。勉强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想他应该起来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了他的手机。电话响了很久才他接起来，说“喂”，声音听起来明显刚刚睡醒，还在床上。

我对他说：“你好。”

他听出我的声音，说：“嘿，e。”

“在睡觉吗？我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已经醒了。”他回答。

有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他的声音和语气让我忘记了早已经想好了要跟他说的话，恍然间觉得自己是为了谈别的什么事情才打电话的，究竟是什么，却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稀里糊涂地说：“能不能见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这跟原计划完全不同，本来是想在电话上几句话解决的。

他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现在不在纽约。下周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想告诉他：好的，我等你回来。话没说出口，就听见电话那头传过来很轻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问他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个人？”我问。

他没回答，捂住电话跟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回到线上。

“我打电话来的时间不对，真的对不起，”我连忙道歉，回到原计划上来，对他说，“九月下旬我想带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个人带她坐飞机没问题吗？”

“应该可以，我朋友送我们到机场，我爸爸会在上海那边接。也没有很多东西。”

他沉默了一下，说：“好的。我暂时没办法回来。如果急的话，我会把需要的东西交给律师，授权书或者别的什么，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联系。”

我回答：“谢谢，再见。”

他也说：“再见。”

当天下午，他的律师给了我正式的授权，明示享有共同监护权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监护人带出境。不过那份东西不光是那么简单而已，上面还仔仔细细地列明了附加条件：在国外逗留多长时间（要有两个人往返的机票作证明），每隔多久通一次电话，另外还要求我为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产外加银行户头上的存款。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还是他接受了律师的建议。抛开一本正经的法律术语不提，那些条款让整件事情看起来跟小学生在桌子上画三八线差不多，同时又多少显得有点冷酷。我全部照办，不管怎么样，我走定了。

本以为我们会在九月十七日再见，因为那一天是分居满一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签字离婚的日子。不过，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电话，跟我说，Lyle人在苏黎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他那方面的律师打电话来询问，是照原来的计划十七号签字，还是等一等，直到他回来。我回答：“照原计划。”

签字的场面没什么特别，两个人甚至都用不着见面。我在MacDenton律师行的会议室里签字，Lyle隔着一个大西洋和六个小时时差，所以，用的是传真。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带着Caresse在肯尼迪机场登机的时候，我刚好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也刚好了结了我的婚姻。我们坐了差不多十四个小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多了。这条路线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国时走的刚好相反，那个时候是上海——北京——纽约，然后坐长途汽车到波士顿。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紧张，怕看到爸妈会哭，但事实是，隔了太久了，就不会再哭了。

我跟爸妈拥抱，把Caresse介绍给他们，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真人。刚开始Caresse还是笑笑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让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他们总想抱她，她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几次这样下来，大人们也只好放弃了。

“这样哭法，马路上人家看到还以为是拐来的咧。”我妈有点失望，小朋友不喜欢她。

第一夜，因为时差的关系，Caresse很是兴奋，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两点，才在我身边睡着了。我还是睡不着，在房间里乱转。我出国之后，爸妈搬过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间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衣橱，沿墙一溜书柜，摆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旧书，只有那里有一些我熟悉的东西：我小时候的影集，上中学时同学间寄来送去的贺卡和信件，还有一纸盒旧玩具。里面有一只发条水晶球，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外婆梳妆台上的摆设，应该是她年轻时买的，玻璃球体里是一匹身披鲜花的白色旋转木马，摇一下，就会有晶莹剔透的雪花扬起来，再很慢很慢的落下。原本只要上紧发条，还会演奏“鲜花华尔兹”，那个曲名用德语写在底座下面，只是很久以前就被我弄坏了，现如今只会发出嗒嗒的声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弄坏了这么美的东西。

第二天我和Caresse还是日夜颠倒、昏头昏脑的样子，直到下午三点多午觉睡醒才又精神了。我从房间里出来，刚好听见爸爸在客厅里接电话，拿着听筒，含含糊糊的说：“没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电话那头是在问我有没有带老公回来。

等他电话挂掉，我对他说：“谁要是问起来，就实话实说吧，又不犯法。”

爸爸点了点头，妈妈插话说：“你奶奶高血压，要气死了。”

这倒是真的。这是个大家族，表兄堂弟数不清的亲戚，往上数三代也只有一个嗜赌的堂房叔叔离过婚，而且我曾经是这一辈儿里最好的。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地把我的婚姻状况讲出来，结果却发觉这所有踟蹰都是多余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经免费替我宣传过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反正甲告诉乙，乙再说给丙听，慢慢的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说得了。几天之后，有个亲戚很关切地看着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吧？”我以为他指的是离婚，就说已经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听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国被人骗了。

在上海，Caresse这样肤色的小孩总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关于她身世的问题。我说的“许多人”包括邻居、物业管理员、商店店员，甚至公园里同样带着孩子的陌生人。大人们喜欢逗她讲话，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转身却又在感叹：现在没爹的小混血真是到处都是。孩子们则是更加公开讨论她的发色和眼睛的颜色，大一点的小孩还会说出“血统”这样高深的词，好像她是一只半比熊半贵宾的宠物狗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场面，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也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问题，不少说也不多说一句。而且，尽管看起来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Caresse也有她自己的魅力，融入到他们当中去。她很快就跟外公外婆混熟了，也喜欢跟小朋友玩，很愿意跟人家手牵着手走路。那些小孩子也逐渐喜欢上她，刚会讲话的小信很远看到她就大声叫她“咔咔”，六岁的诺诺调低滑板车的扶手，让她把着扶手站在上面，推着她在花园里转圈。她在阳光里面，笑得快乐无比。

几天之后，在餐桌上，我爸刚放下碗，Caresse突然说：“阿拉饭饭吃好了。”说得很响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说出一个句子，用上海话，不是英语。

第二天我跟Lyle约好要通个电话的。约在上午十点，因为那个钟点Caresse总是醒着的。九点半之后，我不自觉地看了好几次时间，突然发觉自己怀着一种几乎按捺不住的兴奋的心情。可能我只是因为高兴，想要把快乐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可能还有别的，却不愿意承认罢了。

电话很准时地响了，我们互相问候，我把Caresse新学会做的事情、说的话，讲给他听，然后把小孩儿叫过来，听筒放在她耳边，说：“Caresse叫爸爸。”

“妈——咪——。”小孩儿一边笑一边叫得很响亮。越洋电话两头，所有人都笑翻了，连带Caresse自己。

她能说一整句话，却一直分不清楚称呼。对她来说，“妈咪”是对所有照顾她的大人的总称，我是“妈咪”，Lyle也是“妈咪”，保姆还有外公外婆都不例外。

等我回到电话上，Lyle似乎有点无可奈何，问我：“你说要不要带她去看医生，育儿专家之类的？”

“等我回来再说吧。”我回答。

“告诉我回程的航班号码，我来接你们。”

“你来接Caresse吧，另外有人会来接我。”

“好。”他答应了。

挂断电话，我妈看了我几眼，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们两个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啊？”

还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妈接着盘问：“看你们好像还蛮好的样子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爸爸则开始循循善诱：“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老是喜欢一手抓着爸爸一手抓着妈妈，一边走一边跳啊？你女儿要是也想这样，你一个人是抓她左手还是右手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