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1949年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辩论，而同情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事业的鼓吹者。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游击队的同情。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亲眼见到中国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但如果你认为中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你就和美国记者一样幼稚。
事实上，使中国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实际行动上彻底脱离了旧封建。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政府极端的大环境下，的似乎是农民的社会主义。
中国农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在延安时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成功地扩展了他的根据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范围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内的1亿多人民。实际上他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认同的国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汉口。这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恐慌，因为流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对汉口进行最后的袭击了。难民的撤离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南下长沙或向西逃往重庆。每天有三艘轮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车载着难民离开汉口，还有好几千人一起赶夜路离开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扫射。霍格花了一天时间和这些难民一起赶路，他在报道里说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四英里有茶水摊，每十英里有食物摊。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漫无目的地向中部撤离。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工业合作社建设。这再一次证明政府为人口向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迁移提供了支持。
同时，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汉口这座城市。8月10号和11号的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机，在日军的飞机离开后记录了被轰炸后的场景。“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他愤怒地说道。他每天为合众国际社写报道。社里对他们的明星记者杰克·贝尔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写出好故事，但华盛顿的编辑们则喜欢这个新特约记者的文章。他获得的奖励是在这座城市陷落后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个月。
到夏末，几乎所有中国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来和其它代表团成员也离开了汉口。留下来的几千名外国人自我安慰，相信他们的存在能使汉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样的厄运。他们希望他们所在的非军事化“安全区”能够安然躲过日军对这座城市进行最后袭击时的轰炸和攻击。中国人不许进入“安全区”。因此在炸弹轰鸣中常看到这样悲惨的景象，中国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往铁门里塞，孩子们又被粗鲁地推出来。日本空军大多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安全区”，但他们很清楚中国部队的所在地，并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口地区的中国人赶到长江以南的乡下，进而占领汉口。而实际上武昌和汉阳在经受大规模轰炸时，大量人口已经逃往汉口，随着日军沿长江西进，汉口的人口急剧增加。
8月末，蒋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决定放弃他们的临时首府。他们一边继续巩固汉口，拒绝和日本人谈判，一边计划转移力量避免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上海和南京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
作为“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队决定炸毁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和设备。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英国海军的挫败，他们在中队离开后拔掉了引爆线。其他地区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汉口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军烧毁了长沙——湖南的省会，日军进攻路线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长沙在汉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万，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贸易中心。在成千上万的因为政府这一愚蠢行为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中，有一个叫任黎芝1的年轻姑娘。她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她的家乡被政府一把火烧光的这年，她21岁。这里的人们逃到乡下，政府的救济有限，他们不得不做农活维持生活。
任黎芝在长沙曾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为了她的安全起见，家里人决定把她送到宝鸡，往北几百英里外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欧洲“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宝鸡，她婶婶把她安排进了一个妇女难民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了公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在这儿，她在1939年遇见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是在日军侵占华中地区以后北上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通讯》）一书中生动描述了外国记者在日军侵略汉口时共同逃生的磨难中所建立起来的同志般的友谊：“我们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们的船在暴风雨的海上快要沉没，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唤醒，紧紧相互扶持……在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依然创作着诗歌、歌曲和机智的笑话，我们的友谊闪耀着神奇的光辉。”
因为同情难民们悲惨的境地，史沫特莱承担了一份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她要在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医院长时间辛苦工作。混乱的局势、街道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那些有钱人白天进餐馆、晚上进俱乐部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霍格在他8月底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到了夜晚，这一对比更加明显。人行道上挤满了乞丐和他们的孩子。而俱乐部和电影院每晚爆满，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最近，新闻界发起了一项“节俭运动”，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报纸上看到他们自己宴请一次开销之大和坐着公家的小车巡游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惊。对这些无耻行为描述一番后，报纸警告说下次会公布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军逼近的时候，大约有75万人逃离汉口。外国友人组织了紧急救灾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离开的中国人则指望着汉口大量的外国人能使他们躲过日军对平民的大屠杀。
这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区。因为她夜间的访客太多，鲁滋主教认为她的行为不道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认为年轻一些的传教士“思想进步、积极进取”，而对那些年长的、地位更高的传教士包括鲁滋主教没有好感。“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比这里的老传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顽固的人了。”
为了带给美国读者关于汉口大撤退真实的情况，霍格遵循了他从事新闻报导的首要法则：过他笔下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难民出汉口的火车，并把在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
汉口的人们纷纷议论着，政府已经开始疏散这里的人口；日本兵正从四面八方涌来，马上会对这里进行疯狂轰炸，还会用到毒气；防洪堤会被炸毁用来防御，而这里大多数房屋因为地势低会被冲垮。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灾难。总之，对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来说，是时候动身了。是捆扎好行李、卖掉所有家当、带着孩子和铺盖卷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火车在大平原上缓缓行驶着。难民们疲倦地望着车窗外，似乎想着“没什么能挡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挤上来，直到车上连挪一步的空隙都没有。车门口早就占满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时候，一张笑脸出现在我座位旁边的窗户外，接着他整个人、几个大行李箱、铺盖卷、一捆一箱地从窗户塞了进来。每塞一次东西，他都朝我们尴尬地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好像是我们给他添了麻烦似的。刚开始我不肯配合，因为一直以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买了座位票就应该享受座位的待遇。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也许对战乱中的中国不合适。因此当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岳母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从窗户弄进来的时候，我也热心地帮着他放行李。
第二个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过的。外面下起了雨，车顶上的人拼命钻窗户往里挤，车厢里更挤了。我在一个小站台买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觉得清爽了。
火车在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到达了洛阳。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摊，有火盆上现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饭和蛋汤，12便士一袋的大鲜桃、煮鸡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干净的面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当我们从窗口跳下车的时候，三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防空高射炮正对准它们扫射。铁路沿线匆匆筑起了战壕，那些来得及跳下火车的人飞快地躲在了里面。我很幸运地被压在了底下一层。车站上炮火轰鸣，我们脸朝下，紧紧地贴着地面，闻着潮湿的泥土味。那时，我们听到嗡嗡声越来越近，一直到了我们头顶。难道他们要炸火车和铁路吗？难道他们知道火车上有很多中国士兵，于是要用机关枪扫射？似乎经过几个世纪（几秒钟）的焦虑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他们飞走了。回到车站后我们发现铁路线完好无损。但不远处一团团浓烟意味着死亡、无家可归和对这些高高在上的、以强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