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3年中，孩子们将和这位英国人一起生活，他是他们的父亲、校长和医生。霍格给他们编号：最大的叫老大（一号），然后是老二（二号），老三（三号），老四（四号）。他们先是在宝鸡上学，后来转到60英里远的双石铺培黎学校。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对“高鼻梁的陌生人”保持着鲜活的记忆，他带着硫磺和消毒剂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停的洗澡来去除虱子和疥疮。他们在孤儿院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在学校可以吃到蔬菜，偶尔还会有肉，这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增加了他们的体重。从这时起，霍格的家信中几乎永远会提到他收养的孩子们的巨大食量。
老三的两颗门牙掉了，看起来非常好笑。老四越来越胖，直到我们不再想他是否应该这么胖。胖会有极限吗？他们两个都在花园帮忙呢……给西红柿搭一个竹栅栏（中文里西红柿=洋柿）。老四找到了一颗非常大的豆，拿来给我看，提议我们午饭的时候买点肉炒着吃。他生活的最大目标就是变得更像个球。
霍格的母亲一次次提到他需要找个老婆，而且在谁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上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而霍格领养这四个孩子正好突出了他母亲这些建议的有用性。他说：“您和芭芭拉（他的姐姐）真好，为我找这些妻子，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去把她们娶回来。我的四个儿子怎么办呢？”
显然，到1942年的时候，凯瑟琳已经是非常想他的小儿子回家了。当时他27岁，已经离家5年了。凯瑟琳利用霍格已经75岁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的事实，说他的父亲非常非常想在有生之年见儿子最后一面。霍格却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回到：
1942年7月24日
想到爸爸抱着再见我一次的希望而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75岁难道还年轻吗？我认为我只有25年的活头了呢。
霍格看起来和他父亲并不亲近。他很少提及他父亲，只是认为他是“迷人的英国绅士的典型代表”。
从1941年到1942年5月霍格被任命为双石铺的培黎学校校长，他一直是宝鸡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检查员。这个小镇坐落在西安西边140英里远的一群山峰脚下，起初人们认为这个地方在日本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外。在战争的前几年，每周都会有难民车从东部驶到这里。火车车厢里都挤满了人，甚至火车发热的金属车顶和车厢下面的主梁上都有人扒着。
火车穿过巍峨近乎不可逾越的秦岭，驶入遥远又荒凉的西部地区。难民们纷纷在宝鸡下车，在这个位于东部大门之外的迅速膨胀的贫民窟中寻找容身之处。在1939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霍格看到这些难民试着搭建小屋，沿着山坡方向寻找容身之所，写到“有些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就在铁轨旁满是尘土的平地上一坐就是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设施，也没有人来将死者安葬。”
18个月后当再次返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霍格发现这里完全变了一番景象。原来破旧的难民营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比城市本身还要大的郊区，“房子更高了，建的也更好了，主要的街道也变得宽阔，路面也变得更平坦。虽然是清晨6点，刺骨的寒冷，但是街上已经响着锤子和锯的声音。建筑工人们一边筑着新的泥墙，一边欢快地低声交谈。”
这些转变都归功于这里的地方官员王峰杰。一天清晨，霍格看见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看起来很粗犷，身材矮胖结实，穿着睡袍，头发乱糟糟，胡须也未刮。”他正看着自己的手下拖拽着一个被宣告有罪的人去执行死刑。这个带着手铐的囚犯跪在地上，哀求宽恕。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个人就被拖去执行了死刑。“他杀了一个人”，王看见霍格惊骇的表情如是回应道。
宝鸡终不是避难的理想地，而东部郊区的那些新街道和房子也没能在战争中留存下来。到1941年，日本空军已经轰炸到西部离海岸1000英里处的兰州。宝鸡是一个铁道**处，也是西安西部丝绸之路的第一个主要中心，因而受到了频繁猛烈的攻击。
按照通讯社的要求，霍格用简洁未加修饰的语言向美联社报道消息。当他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写信的时候就会转变风格。但是霍格的一些对空袭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余殃的描述却显得对人们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可能是因为轰炸和平民伤亡在此时已经变成日常生活：“昨天27架非常漂亮的飞机飞到宝鸡。它们看起来很好看，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好听，就像是在进行亨顿空中表演，直到这种像板球变旧时发出的哨子般的声音开始嗖嗖地发射炮弹。”
霍格钻进了城墙里的一个洞里，但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另外一个洞里躲着100多个妓女，但是洞穴没有那么结实，最后她们被埋在了其中。在几乎每周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的情况下，我真想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给你们说这个？只是规模更壮观。可能是因为空袭过后出去，看到我们小小的城镇里的一条街道上处处燃着的火，还有坍塌的土墙或是木屋，以及一堆堆的残骸，我想到这种情况在伦敦市内发生的可能性仅为1%。
虽然霍格目击并描述了许多这样的场景，而且其中有几次他自己都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最终幸免于难。他甚至在非常古怪的情况下患了炭疽热。他参观了一个制造刷子的工业合作协会，买了一把猪的鬃毛做的须刷，因而感染了这种疾病。一般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快速和先进的治疗，炭疽热是致命的，但是霍格和往常一样活下来了。
卡尔·迈当斯是当时被派到中国的《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中的一名，他也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41年卡尔来到宝鸡拍摄当时正在进行的合作运动，并拍了一系列关于乔治·霍格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霍格头戴草帽，露出微笑的表情；而霍格在另外一张中却打扮得非常整齐，头发也被精心地向后梳。没有任何文章对照片做出说明，但是卡尔和他的妻子谢莉都成了霍格的好朋友3。
虽然总是在旅行奔波，并为宝鸡的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是1941年这一年霍格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完成自己第一本书的最后几章以及第二本的概要。他在自己小屋子里的一台打字机上工作，不断地被空袭预警打断工作，还要不停的寻找新的打印机墨带和复写纸，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很短缺。这个时候他给家里的信几乎很难辨认。
他此时已经把书的前几章送给在纽约的穆里尔·莱斯特了，并将书取名为《几乎成为一个黄皮肤人》；后来他将书名改为《黄河观察》。最后这两个书名都被他的出版商放弃，取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这时霍格写给家里的信主要是说自己如何努力地寻找出版商，如何得到自己想要作为书中图解的照片和图画。他心里非常清楚描写有关中国战争的书的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目击了上海、南京和汉口会战的通讯员都记下了自己对战争的描述，奥登和伊舍伍德合写的于1939年出版的《战争之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霍格并没有打算自己的这本书成为另外一本叙述战争的书。他告诉穆里尔阿姨说：
这本书叙述人们在身边的世界被摧毁的同时如何勇敢地斗争以存活下来，我认为它会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虽然是在战争进行中不断旅行了18个月写下来的，但它不是对所发生的战役和轰炸的新闻性描述——这样的轰炸从伦敦到廷巴克图4都在不断重复——而是叙述了人们对战争的不同回应的有关故事，就像从廷巴克图到伦敦的人各不相同一样。
霍格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拼命挣扎的人们抛下平日的冷漠，显示出自己的尊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当时，出版歌颂西北农民的英雄气概而批判躲在重庆的统治者的书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霍格请求他的阿姨不要提到任何关于他在为工业合作运动工作的事实，只说他是美联社的一位通讯员。
穆里尔·莱斯特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她自己旅行见闻的书，并将这些手稿寄给她的出版商——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但是之后就没有任何音讯了。后来，穆里尔返回到战时的伦敦，而霍格在此后的6个月里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绝望之中他写信给艾达·普鲁伊特向哈珀出版社追问了这件事。6月份的时候霍格收到一封委婉的拒绝信。
到10月份的时候霍格又收到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的书又被纽约的其他几家出版商拒绝了。理由是书的个人观点太强，而且缺少对细节的描述。艾达·普鲁伊特让海伦·斯诺帮忙找一个出版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海伦的笔名尼姆·威尔斯出版的书——《红色中国之内》竟被代理商和出版商们拈来作为拒绝出版霍格的书的理由。美国市场上已经有像哈尔多·汉森这样的记者们写的书了，他们将对战争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报道变成长长的叙述。在美国，这些作者们可以进行政治评价并详细地讲述有关的地点和联系情况，而此时仍然身处中国的霍格却不敢。
霍格开始重新编写这本书，增加新的篇章。他决定挑战审查员，曝光许多他遇到的和官僚主义内幕，尤其是在蒋介石政府控制地区内所出现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以及日益崩溃的通货体系导致战时的中国黑市活动猖獗。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于蒋介石政府的核心，自委员长以下人人都从国家税收以及国外贷款中扣取钱财中饱私囊。像这样的“榨取”在民政部门以及军队中十分常见。
到1942年夏天，霍格为自己的书找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新的赞助商。看起来似乎是霍格在带着鲁斯去宝鸡周围的合作社参观的时候硬把草稿塞给了亨利·鲁斯。鲁斯看了几章，并把手稿带回纽约拿给书的最后出版商——小布朗公司。
海伦·斯诺在1942年12月的时候也写信给她自己的出版商夸赞这本书。她在汉口遇见了霍格，并且已经听说了霍格决定放弃新闻业而投身到工业合作运动中。海伦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她在霍格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他能坚持多久呢？中国人又能容忍他多久？他会不会像许多其他的外国人那样变得愤世嫉俗，令人讨厌？除了他自己，他别无他物可以奉献给中国人民，没有救济金或是用来传教的钱来使他自己受欢迎。仅仅这个能够保证他在他们的运动中的一席之地么？
这本书讲述了发生的故事。在差不多四年之后乔治·霍格在中国成为一个机构的代名词，他投身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令人心碎的尝试中，帮助在偏远的农村成立小的工业合作社。一边是政治战线绷得如此之紧，一边是印杜思科组织者们熬夜拼命工作，却因为异常高涨的工作热情被控告说革命倾向严重，霍格试图在这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本书最终由小布朗公司于1944年出版，书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出版商接受了作者再三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删去了其中许多对赎职内幕的披露。霍格意识到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批判会对工业合作运动以及当时他担任校长的学校造成影响。再加上缺少一些叙述性的结构，这本书存在很多瑕疵。尽管如此，它的出版还是受到了人们广泛积极的评论。霍格则说考虑到自己不得不删减的部分，这本书差不多就成了一本记录旅行见闻和个人经历的书。而事实上它远不止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员马克说：
《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描述的是关于遭受饥饿和压迫，深受外敌入侵以及自己国家军队、征税人和典当商的折磨却依旧坚韧、勤劳且充满创造力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他是一名深入到被日军占领的村庄去拯救自己的合作社设备的技工；是一个骑着骡子偷了一盘日军电话线的冷漠的人；是一个开垦淤泥充塞的河岸的农民，知道背信弃义的黄河将会把他出卖；是从北平逃离到游击队势力范围的年轻女子；是终会成为中国传奇的“小鬼”……霍格对他们所有人都充满了热情与敬意。他对这些人的详细描述会让读者嗅到这个中国一角的气息……
在1941年晚些时候，霍格升职，获得了一个他自己说的“伟大的”头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检察官和一个由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名的通行证。这就使得他的旅行变得更容易些，尽管此时他已经深谙如何交谈以通过在国民党的检查站，以及如何躲避土匪们的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