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霍格接到了一个即将改变他人生的消息。在路易·艾黎的推荐下，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任命他为双石铺的培黎合作培训学校的校长。从兰州来的公路与往南方的公路在秦岭的一个山谷汇聚，而双石铺就是这个山谷的一个小村镇。学校建造于此的原因在于，这个地方太小，不足以吸引日军的轰炸，同时，这里是山岭地区，地面攻击也不是易事。
霍格接手的这个学校一片混乱。18个月里这里有过7名校长。第一年里就有6名校长被解雇或是自动离职；他将会成为第八个。这个学校一共有三间砖造的教室，位于荒凉陡峭的山坡上，教室前方是一片开阔的土地。学校唯一一件设备就是一架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机，一个用来向织布机上送纱的歪曲的卷绕机。教室里没有任何书本或是可以书写的资料。厨房里也一无所有。学校外面有一面国旗，因为太阳的照射已经变白。学校没有床，所注册的35个学生现在还剩下十几个，一部分学生只好睡在一间教室的课桌上。他们倦怠冷漠，长着疥疮，营养不良，全身都是虱子。
难怪当霍格告知宝鸡的工业合作运动官员们他的新工作时，他们爆发出一阵嘲笑。他们立即计划染指于政府给学校的拨款。
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随着第七位校长走了。霍格走进学校时，男孩们的神情混杂着漠不关心与敌视，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下一顿食物。第一步是为学生们解决吃住问题。霍格请来当地的一些合作工人，两天之内他们将附近的一家村舍变成了学生宿舍。霍格的现金很少，但是他在镇上建立起了信用，设法购买到了粟和蔬菜。
第二步是使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组织机构。教室和宿舍周围建起了泥墙，一个大院就这样形成了。在这个区域内有蔬菜园和篮球场，其中一间教室被改装成了车间，霍格用泥砖和木材在大院里盖了另外一个车间。他从学校毗邻的悬崖的软土中挖掘了两个窑洞。
一个窑洞是校长的卧室兼办公室，另外一个是来访者的客房。数世纪以来，在华北干燥的黄土高原上，住在窑洞里是十分常见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窑洞是从山脉的软土中挖掘而来的，提供了一种便宜、隔热的住宿条件，并且可以扩大，满足一个逐渐增大的家庭的需求。乔治·霍格所做的很多事情被双石铺的人们视为疯狂之举，但是在窑洞中建造住宅不在其列。
这些房子离长江的遥远支流嘉陵江的上游约600码。霍格将嘉陵江视为钓鱼、喝水的理想场所，这里有可能还可以提供能源。他为车间恳求、借或换来装备，很快学校拥有了一架生产纺织品的新织布机、置于椅子之上的卡车发动机、一台小柴油机发动的车床、一台蒸汽机模型、一台印刷机以及其他造纸的机器。
男孩们在6至16岁之间1，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战争。一些是从海滨地区逃到湖南的难民，其他的来自本省，原因是过度拥挤和粮食缺乏迫使一些贫穷的家庭将他们年龄大的孩子送到内陆自己谋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个男孩在一艘从上海撤出的拥挤渡轮上与母亲失散，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或是其他家人。他一直到处飘荡，最后进入了孤儿院。四五个孩子来自东北，日本占领了那里，难民如潮。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故事是每个中国难民的故事：房子遭到轰炸，被迫逃亡，饥荒，穷困，失去朋友和家人。
孩子们说着不同的中国方言。他们的背景与他们的年龄一样五花八门。有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有一些孩子上过中学，其他一些则是文盲。东北海滨城市的男孩与西北农村的孩子之间的差别最为明显。有一次，霍格被称为“何克”。
霍格在担任洋秘书视察当地合作组织时，参观过双石铺，所以他对这个地方已经有所了解。他也视察过他接手的这所学校，对于面临的问题非常清楚。这些问题还混合着该镇的穷困问题。当地人口正在与流入难民争夺微少的食品，很多人接近饿死。山坡上正在上演着破坏性森林采伐这一熟悉的故事，农民们将松树砍掉，在山顶附近开辟农场，来勉强维生。采伐森林破坏了山上和山谷的农业种植，原因是短时但却狂暴的夏季降雨涌入低地，将农作物和表层土都一扫而空。
双石铺周围的高地创造了阻止日军进攻的强大沟堑，但是山上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使得村民、难民和霍格要接手的整个学校都为之颤栗。一位巡回者探访霍格，将这个黑暗世界公布于众。美国作家兼画家格莱姆·佩克已经出版了《穿过中国的大墙》，这是一本半游记、半中国北部历史的书。他正在写作第二本书时，听说了一位英国人住在西北窑洞的故事。佩克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向霍格询问他是否可以体验窑洞生活，霍格允许他暂时搬进来。作为回报，佩克设计了一个陶罐，为合作事业做出了标志性贡献。这个陶罐可以先将沸水冷却，然后保持冷却。霍格报告说，这极大地改善了与当地中国人的关系，因为这表明高鼻子的洋来客真的可以制造出管用的东西来。
佩克研究了当地历史和民间传说，发现了一个具有幽灵和神秘力量的世界，这些幽灵和神秘力量塑造了双石铺人们的生活。他在第二本书《两种时间》中描述了山脉的农民群体。
贫穷使他们衣衫褴褛，使他们只有在出生、婚娶和死亡时才会洗澡。除此之外，他们还遭受着如此多的未知疾病。没有人有钱去看难民医生，这里也从来没有过公共卫生服务。一些人跛脚，一些走路倾斜，一些人一步一拐，许多人都有奇怪之处，这些怪僻几近精神病的程度。但是关于使他们残废的坏骨头、外伤或是怪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内部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已经被封死，就像他们希望封住宇宙外部的超自然威胁一样。
折磨当地人们的精神和身体疾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极度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甲状腺肿高发率。甲状腺肿由碘的缺乏所致，导致脖子下方的甲状腺肿大，结果是下巴以下的球根状膨胀物，女性的发病率尤其高。碘的缺乏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影响了这一地区三分之二的人们，弱智、侏儒以及其他非正常婴儿的出生率高居不下。
双石铺位于从320英里远的成都北上的唯一一条路的岔道口。道路在城镇分开，一条支路伸向东北，直到宝鸡、西安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另一条路向西深入山脉，指向甘肃省会兰州。这个村庄横跨嘉陵江的两岸，嘉陵江向西南流入长江，环绕着双石铺的河流、六千至八千英尺高的山脉、秦岭的偏僻位置。对于那些从东北海滨城市穿越西安南下或是西上的无止境的难民流来说是一块磁铁。1939年乔治·霍格视察这一地区时，人口尚不足一千。他成为当地工业合作运动学校校长之时，这一数目已经增长了两倍，随着政府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
这个城镇有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上有商店、一两个旅店，甚至还有一家银行。当地的合作运动成员们装配了水力发电机来提供街灯，还有一家传统澡堂，疲倦的旅行者们在这里泡澡，去除旅途中的疼痛。
来自河南河北的难民将主要街道变成了一个全天候市场，有香烟摊，食品摊——一般只有蔬菜，还有一排便宜布匹摊。白天聚集在村庄中的难民中有理发师、车库技工、建筑者和木匠。讽刺的是，难民们比大部分当地农民要富有得多，后者在山上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将从贫瘠的土地上刨出的一切东西带到镇上，在一周一次的集市上出卖，其中包括原木、引火柴、树皮、树根，偶尔会有瘦弱的绵羊或是小鸡。
1942年的春天过去，夏天来到，学校渐渐地开始成形了。从混乱中逃走的男孩们开始逐渐回来。很快学生人数达到了35名，霍格草拟了日常事务表和课程表。
学校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吸收年轻男性难民，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工人，这样他们可以在村庄的合作组织中劳动；第二个目的是招募合作组织中现有的男孩，教授他们读写，提高他们已有的技术水平。一旦对于织布机和发电机之类的基本机械的工作程序熟悉之后，小伙子们会被作为“突击手”送回合作组织。
霍格丝毫不为难民到达的混乱状态感到吃惊。他的两个领养儿子曾经在学校上学，他通过计算他们衬衣上虱子的数量来衡量难民数目的下降。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件衬衣上掐死了96只虱子，最后认为烧掉这件衣服可能是最简单的选择。
让他吃惊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的新校长“洋鬼子”的强烈憎恶。霍格的普通话现在已经非常标准，虽然他的口音很重，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他的话；只是他们不理解他开始建立的这套制度，并且与他反抗。他们中大部分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将自己的困难生活归结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罪恶，其中不但包括日本，还包括西方。
就像霍格是“洋鬼子”一样，他的新规则也被视为“洋规则”。霍格直面他的批判者们：“我们上了一些关于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以及诸如此类的严肃课程。当他们意识到虽然我们的鼻子高度不同，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见解相同时，所有的憎恨就都平静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过去所处的环境，在于两年中7名校长都没有领会学校的真正目的。”
霍格按照所有英国公立学校认可的原则组织学生。他将男孩们分成三组，每组选举出一个组长，组长负责照顾组员，保证他们吃饱，并且偶尔的医疗需要也会得到满足。组长晚上在宿舍组织小组讨论，为周六上午学校大会上讨论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
学校任务被分配给了组长们，组长们将任务派遣给破坏规则或是表现恶劣的组员作为惩罚。衣着整洁或是课堂表现不错的学生会得到表扬，而做错事的孩子会意识到不向新的制度看齐只能使学校回到混乱状态，就这样，纪律得以贯彻。
孩子们负责六个学校委员会，其中包括食品、运动、图书馆和板报（孩子们贴上关于学校的信息和意见，由霍格和其他老师做出回复）。他们也自己开商店，在那里他们用自己每个月1英镑的津贴购买毛巾、肥皂、牙刷、草鞋、铅笔和画笔。这些东西都由当地合作组织生产，供给充足。其他如牙膏之类的东西非常昂贵：孩子们一般用食盐替代。
学校采纳孩子们的意见，重组的每一步都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一开始还争论不休。霍格说，民主推行了，但是这要比专政困难许多。
新校长的第二项任务是恢复学校课程表和时间表。这一项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就推行了。学生们必须每天花五个小时的时间在教室做功课，花三个半小时在学校车间或是附近的合作组织参加实习。另外，针对年龄小和教育程度低的男孩子们开设了中文课，针对教育程度较好的男孩子们开设了会计学、经济学以及高级地理课。所有孩子都学习时事新闻，接受卫生和急救教育。作为车间课程的准备，学校开设了机械课，其间特别提到了内燃机和机械设计的运转。
霍格自己负责灌输纪律观念。他同时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地理。他做校长初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激发一些归来的中国老师。
霍格所做的第一件为他在学校树立威信的事情就是阻止孩子们穿越一位农民田地，抄小路去河边。这个农民曾经提出抗议，但是孩子们没有理会；很快村民们跟着孩子们践踏他的田地，去往水边。新校长找出罪魁祸首，他“认为他们喜欢吵架、不守规矩、浪费时间”，命令他们开垦一条小径——在其穿越农民田地的两头各建一面石墙，农民自然很是感激，参与这个工程的孩子们保证他们和村民不再走这条捷径——否则他们知道他们必须重复这些工作。
数月之后，霍格认为，学校的成功运转依赖于合适的学生比例。在选择新学生这个问题上——申请者总是超出学校容量——他从不羞于社会工程学。他认为，学生的主体应该是工人阶级，迟钝的农村孩子和敏捷的城市孩子达成均衡。只有10%的学生属于“学生阶级”，他们因为富有的家庭背景受到过一些高等教育。
霍格认为，有特权背景——虽然这一词组在中国是相对而言的，决不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的男孩子会把他们的坏习惯、留长指甲工作、对于不事生产的官场作风传递下去。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些“长指甲态度”的男孩子能掌握趋势，成为出色的领导者。霍格举了一个学生为例，他“几个月前傲慢，不愿合作，是个彻头彻尾的害群之马，然后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学校最为优秀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