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的，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心里头窝着火，便没好气地回敬道：“我要干什么呀？主席下午要开会，我要陪他！现在你却要我陪你打牌，你说我要干什么？”

“放肆！”“嘭”的一下拍起桌子来，然后指着我说：“你想想你是跟谁在说话。”

瞅她那样，我有意带着轻蔑的口气说：“还跟谁？不就跟你同志说话吗？你耍什么态度？”

“咳咳，你这李银桥，是我耍态度还是你耍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呀！说！”声嘶力竭地抬出高帽子给我戴。

我可不怕她这一套，毫不含糊地回答她：“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组织上没有交代我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气得就差没搬起凳子朝我砸，“李银桥，李银桥，你狂到这个份儿上了，啊？你不就是个卫士长吗？你，你你给我滚出去！滚！”

这我哪受得了！堂堂的卫士长，给她手指着让我滚就滚了？再说，你当着这么多卫士的面让我滚，我以后还有什么权威指挥我的卫士了！我的脸一下子像喝醉了酒，太阳穴“突突突”地直震脑门子。那时我已虚岁三十了，跟随也有十多个年头了，可我第一次感到我是那样冲动，我也仿佛第一次感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孩了，我也是人，也是大人了！于是，那男子汉的吵架架势一下哗地拉开了，好像除了记得自己是的卫士长外，其余全忘记了似的，指着以同样的嗓门回敬她。

“你不狂？你不就是个秘书吗？我喊万岁，还轮不到喊你万岁呢！”

“啊——好你个李银桥！”气哭了，冲着我就奔了过来，亏得护士把她拉住了。

“你再说一遍！我看你李银桥再敢说一遍！”

以前我跟也吵过架，那时情况不同，我是小卫士，再说那次我理短，是因为我说了她“躲风”。可今天就不同了，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像吃了豹子胆似的，眼看这一架闹大了，心里也不免有点慌，可嘴上还是死硬死硬：“我就说你！看你怎么着！”

大概除以外，还没有碰到第二个人敢当着众人面这样对待她。她哪受得了这个，于是又哭又闹，非要跟我拼个死活。我也哭了，也不停地与她对骂。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有意思，太好笑了，完全像小孩子打架一般。屋子里全乱套了，护士们劝，卫士们拉着我，一起一伏，一前一后，双方如同拉锯一般。

当时，我在嘴上和行动上没让占过上风，但心里毕竟发毛。估计也要起床了，我便一边哭、一边闹地转头朝的房间跑去。

“怎么回事？”大概已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正朝外探着头张望。

我一见，就像在外头受了多少委屈的儿子见到亲娘老子，“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骂我，她……她说我就是为她服务的……”

我还没有说清两句，也披头散发地哭着闯了进来，于是我们两个又吵成一团。

“什么屁事！”一听我们竟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到如此地步，便站在中间，大着嗓门喊了一声：“不许吵了，都给我闭嘴，看你们成什么样！蠢么！蠢么！”说着，他一副劝架样，一手将往外推，一手将我往屋里推。

“你年纪比他大，不能少说一句？”对要出门的嗔怒地说了一句。嗨，不知怎的，我顿时觉得有了靠山似的，冲着背后又重重地说了一句。这下坏事了，说啥也不肯出去，非得跟我没完。

“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嘀咕个啥？”瞪了我一眼。

我不吭声了，可哪肯罢休。她一闹，我又忍不住了。

“住嘴！”真的发火了，只见他站在我和中间，双手叉腰，右脚往地上狠狠地一跺，那声音像打雷一般：“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和我眼瞪着眼，谁也不敢吭声了。

“看看你们的能耐！一个的老婆、秘书，一个的卫士长，就为了打扑克吵成这个样？”的眼睛冲着地，火气十足，“我整天忙得顾头不顾尾，你们倒好，闲得发慌！吵架吵得拉都拉不开，说出去叫人家听着，丢不丢人哪？啊？”

“到此为止，你们两个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了，都看书去！”把那只大手在胸前那么一划，“都给我下去！”

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我们“整风”，批评是批评了，但我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是“家里”的事，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吵过也就完了。我们在身边时间干得长的卫士们都有这种感觉：把我们当做他家庭的成员对待，我们也觉得有他这么个“大家长”，如同生活在自己亲生父亲身边，爱与憎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隔阂。虽然若干年后，得势时借这些私怨对我报复，但当时我始终没因为跟她在面前大吵大闹有什么后顾之忧，也没有，第二天他就“银桥”、“银桥”地叫个不停。

“这就是我们在家中生活的真实感受。”李银桥说。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一生中几乎毫无物质上的追求，他吃粗茶淡饭，穿旧衣破袜，但对卫士以及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亲属、故友却从来是慷慨解囊。在他工资开支中，后来专门让李银桥单设了一项“救济同志”栏，李银桥本人就几次接受过的经济帮助。差不多卫士班的同志人人都受过的这种帮助。

“说起这些，常常使我们卫士们泪下。”两鬓斑白的李银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能不动情吗？”他说，“自己一套毛衣毛裤补了又补，洗脸洗脚舍不得用两块毛巾，可只要一听我们卫士中哪个家里有困难，便会马上解囊。”

李银桥接着说——

自己不管钱，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这个人最讨厌钱。”在我跟随他十几年间，从没见他动手拿过钱。一位叫张瑞岐的同志，在延安时当过的警卫员，解放后，他写信给说家里遇到了困难，见信后立即吩咐我寄钱。

我从的工资节余存款中取出三百元，放在牛皮纸袋里，准备寄之前让本人过过目。当口袋送到他面前时，以为又是什么公文，正准备抽出来看时，我说了声：“是给张瑞岐同志的救济款。”

一听，脸色突变，像是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那样恶心，把牛皮纸袋扔到了一边。“你以后要注意呢！我是从来不摸钱的。我最讨厌钱这东西。”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是不摸钱的。然而，他自己不摸钱，对我们卫士，对身边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百般帮助，记得经我手得到经济帮助的就不下几十人次。对我们卫士来说，除了平时家中和个人有什么特殊困难要救济外，一般在卫士离开他时，在卫士结婚、生育时，在卫士离开数年再来看他老人家时，或者来信有意无意地提起有困难时，无一例外地都解囊相助。

“请不要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先听我把话说完。”

确实，给同志的这种帮助一出手就是几百元，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一定以为反正是国家主席，要多少钱就会有多少钱。错了，尽管一年中总有几次那样帮助别人，但从来不动用公家或者说国库里的钱给别人。他的这种资助，全是用他工资节余的存款，也就是说，都是从他牙缝里和身上抠出来的钱！李银桥粗略地统计过，他一年帮助别人的钱，总是远远多于他自己吃饭和穿衣所花去的钱。

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稿费，过去是由秘书代为保管，后来是全部缴中央办公厅，就连李敏、李讷都不会得到。对过去的朋友，对生活过得清贫的民主人士，对那些素不相识但问题反映到他老人家那里的平民百姓，的帮助，大多动用他的稿费，由秘书代为处理。

“最后，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我们卫士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的经济帮助，但他老人家把我们看做自己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政治上给了我们平等的权利，生活上给予了关照，以及精神和感情上的融洽。”

李银桥搬出几本当年他们卫士和一家生活在一起的珍贵照片，我们一页一页地翻着，深深地感到不仅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慈祥、可敬、可爱的父亲。

李银桥又说——

1957年8月上旬，到青岛视察，因为人手紧，我就带了卫士封耀松和田云玉，偏偏这个时候，小田的家里来了封加急电报，电报就五个字：“母病重速回”。小田一家兄弟姐妹七人，家庭生活相对比较艰苦，他的母亲里里外外真不容易。小田一见电报就特别着急，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又一想身边人少，就是他不走，也要同封耀松两人每天每人值十多个小时班，要是一走，显然身边的值班可就成问题了。因为我是卫士长，还有外围及与地方联络等工作，出外巡视时我一般不值正班。小田不知如何是好，便拿着电报找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看了电报问道。

“我……还没想好。”

“你母亲平时身体咋样？”

“还可以。”

思忖了一会儿，说：“你准备一下，马上回去看看。当孩子的，应该为家里大人多费点心。”

小田觉得为难：“我一走，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拍拍小田的肩膀：“不要管我。我这里总会有办法，你就安心回去看老人，回头你把罗秘书叫来。”

叫罗秘书来，是问有没有顺便的交通工具把小田带到北京，然后让他早些回到家。一听有，马上叫来小田：“正好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你可以跟着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火车回家。让卫士长给你带二百五十元钱，做路费，也好给你母亲治病用。”

小田见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到，心里热乎乎的。

“一百元就够了，主席。”

“嗯？”说，“那好，你就先带上一百元回去，如果再有困难就写信来，啊？！”

“哎。”

小田回到老家黑龙江双城县，走进家门，只见母亲红光满面，正欢快地干着活。

“妈，你病好了？”小田惊讶道。

母亲一见儿子回来了，高兴得直上下瞅个不停，然后笑嘻嘻地告诉儿子：“你妈没病。就是太想你才拍了个电报。”

“妈，看你，怎么能这样！”小田生气了，在家待了几天后，满足了家里人的愿望，便又回到的身边。回来后，他如实向作了汇报。他低着头，心想这一下肯定要挨剋了。

不想，笑呵呵地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连声说：“你去对的么，对的么。”然后，又十分感慨地道：“你现在该明白，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亲的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

我看到在说此话时，眼睛湿润润的。是啊，过去他老人家曾多次跟我说过，他的母亲当年也是三天两头地挂念这位远离韶山冲，到全国各地去寻找真理的儿子，其情其景，催人泪下。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当年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不曾顾得上把这种崇高而神圣的爱偿还给自己的母亲，而今，他却把这种爱倾注在我们这些生活在他身边的卫士身上。这种爱，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卫士把它化做力量，化作忠诚，化作全心全意为服务、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