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旺搬到镇里后，并没有忘却他心中的“小彩芹”，思念反而激发出了他强烈的斗志——他要努力配上周彩芹，然后娶她为妻。可是，他也知道，虽然他的父亲如今给了他和母亲更好的生活，但他的这个目标却不能依靠周达开，因为只有他自己有能力了，他才能够有底气对周彩芹说:我值得你依靠。

于是，周兴旺真的出去找了一份工作，在鞋匠店里跟着师傅学修鞋。学徒的时候是没有工钱的，老板管吃管住。周兴旺不需要住，因为他家就在镇子上，于是他就背着老板偷偷与师傅商量，把他自己的那个铺位租出去，租金他与师傅一人一半，只求师傅替他保密。师傅琢磨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自己还能白得一份外快，倒也乐意帮忙。

周兴旺到底遗传了周达开的那股机灵劲儿，不光学手艺特别快，还特别会察言观色，奉承的话张嘴就来，还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这些上门的客人都哄得熨熨帖帖，眉开眼笑。自从周兴旺到了鞋铺工作，店里的回头客明显比以往多了起来。

周兴旺不到半年就出了徒，终于可以领钱了，他就更加卖力了。可是，他拿的毕竟是死工钱，再卖力，每个月的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很快他便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后来，他经过一通核算，又找到老板商量。他说他不要工钱了，以后每修一双鞋，就从中抽出一成当工资，为了让老板同意他的要求，他故意把自己这边的分润压得很低。果然，老板算了算，觉得这个小子一定是脑子坏掉了，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周兴旺这一下子可是彻底没了顾虑，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以往时候，店铺都是早晨八九点钟才开门，傍晚四五点钟就歇业了，周兴旺愣是把时间延长了将近一倍。他这会儿直接住在了店里，五点来钟起床，收拾停当就开门营业，一直能干到夜里十点多。

当然，修鞋并不同于吃饭，可不是人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客人再多也到不了门庭若市的地步。周兴旺觉得这样的收入依然无法达到他的要求，他便又想出了法子。他在店门口支起来小摊，开始提供擦鞋服务。擦一次鞋的收入虽然比修鞋少很多，可有需求的人却多了不少，这样一来，他在不鞋修的时间里依然可以赚钱。

再做了一段时间，他又看出了门道。他发现，有一些有钱人根本不在乎一双鞋，很多被他们扔掉的鞋子，其实完全可以被修得完好如初。他灵机一动，就在闲暇的时候开始四处回收别人不要的鞋子，带回来修好之后，再拿到街边卖掉。

周兴旺就这样绞尽脑汁地赚钱，却一分钱也不舍得花，几年下来还真的攒下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周兴旺十八岁那一年，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决定跟父母坦白自己多年的心事，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去周彩芹家提亲。

那天早晨，他把店里的卫生收拾妥当之后，与师傅交代了几句，便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家了。在他走到街角，刚能看到自家照相馆的门头时，他却呆住了: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拿着枪站在他家大门口，他的父亲徐达开跪在他们面前，口里不住地喊着“太君、太君，自己人！饶命啊太君……”而屋里传来了他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尽管他离着还有些远，可是在这个只有零星路人的寂静街道上，每一声他都听得真切。

周兴旺整个人直接僵在了那里，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地供着的那些日本人最终还是对他们家下手了。他想冲过去，可是两条腿却像灌了铅似的，一步也挪不动。他怔怔地立着，看着那几个滚蛋对父亲拳脚相加，然后又将父亲拽进屋里，让他眼睁睁看着母亲被他们蹂躏。而此时的周达开全身仿佛已经没了骨头，仅剩下一副瘫软的皮囊，被那些禽兽提在手里拖来拖去。

周兴旺目睹着这一切，既恐惧又愤怒，心如刀绞。然而，在他还没有完全从震惊中解脱出来时，他衣衫不整的母亲和已经七魂出窍的父亲被日军一同扔到了门口，随即“砰！砰”两声沉闷的枪响，划破了被血红的朝霞铺满的天空。

整个过程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可是周兴旺转眼之间就家破人亡。他待几个日本人走远之后，才像个木偶一样，一步一步把自己挪了过去。他蹲下身子，摸着从父母身体里流出来的尚有温度的血液，只觉得胸闷憋气，两眼发胀，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安葬好父母之后，周兴旺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当掉，带着所有盘缠参军抗日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周兴旺回到了家乡。他走的时候从未没有想过自己要活着回来，可是到了战场，枪林弹雨之间，他第一个想到的仍是周彩芹。那一刻，他告诉自己他要活着。他当初对自己说过，他要一辈子保护这个姑娘。这大概是周兴旺在父母双亡之后支撑他的唯一信念。

可是，当他再回到村子时，他却得知周彩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几经周转，他才打听到，他的“小彩芹”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叫徐仁厚的破落户。

遗憾、失望、不甘，周兴旺萎靡不振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又唤出些生气。他曾在徐仁厚家附近蹲点了好几天，只为了多看周彩芹几眼。后来，他意识到，徐仁厚虽然条件不好，可是周彩芹与他在一起时脸上总是洋溢着很幸福的微笑。那一刻，他便知道了，自己如今不该再去打搅她了。

周兴旺凭着之前学的修鞋手艺，很快又在镇子上找了一家鞋店做工。此时的他已经二十二岁了，却是孤身一人，无牵无挂，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轻松自在。就这样，一晃又是好些年。

当时，有一个给他们这一片区送信的邮差经常到周兴旺的店里修鞋，也是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无父无母，无亲无故。两个人年纪相仿，境遇相似，一来二去便熟识起来。闲暇时候经常会约着一起喝个小酒。与周兴旺不同的是，这个小邮差干活的态度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混一天是一天。他对周兴旺吐槽最多的无非是“今日的路有多难走，又有多少信因为找不到地址而送不出去”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