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动一个人何其难，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要想把一个问题说明白，是要花很大心力的，你这次来河南，想来也不是专门听我讲这个问题的吧。如果说明白没有一天时间做专门的讨论，是说不明白的。”蜂子不温不火地说。

亚美看着蜂子并没有说话，意思是让蜂子把话说完。

蜂子接着说：“当下中日双方都在拼尽气力，要在战场上争高低，日军想短期在战场上击溃中国军队，而中国军队则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拉长战线，与日军形成相持，以拖待变。”

亚美点头示意接着讲。

蜂子接着说道：“在我看来，日本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个文明，公元三百年左右大力吸收中华文明，但只学儒，佛不学道。如果你站在高处，比如十公里的地方向下俯视日本，日本的国土就像虫子一样散落在太平洋上，这样的埂位置，使日本人无法理解中国道教劝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日本退一步，还有退路吗？在这种心态之下，日本人是很难有幽默感的，你给他讲幽默，他听不懂，听完了还要再问你，你说的是什么？那里还有后来呢。”

麻理子也认真地听着。

蜂子接着说：“中原文化才是多元文化的混合杂交之地，才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日本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不能理解‘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样的境界，比如我们中国的救世英雄，事毕，要么被提拔，要么就隐居。而日本人呢？”

蜂子本来想着亚美和麻理子会接话，谁想这话说出来之后，她两个并没有插话，而是点点头，让蜂子接着往下讲。

“中国的政治简单来说叫‘大一统’，政治文化上以儒家为尊，皇权来自天命，天命在于人心，这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基础，官员尽管身份高低不同，但都是为朝廷负责，为皇帝尽忠，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是政治实际上看，都是统一的。这样中国低阶官员指出高阶高员的错误，就不能叫下克上，而是叫‘位卑未敢忘忧国’。欧洲尽管也和日本大致一样也是封建身份制，国王和领主，各自统治自己的地盘，领主对国王负责，但领主下面的人只对领主负责，而不对王负责。这就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是欧洲尽管政治上是散装的，但是它的政治文化又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基督教，所有的人都中听教廷的命令。这就有了矛盾，欧洲一直都在解决这个矛盾，最后解决不了矛盾，就把有矛盾的人给解决了，不同的解释教义的权力。大致来说，中国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上看是没有矛盾的，欧洲是有矛盾但有效地解决了矛盾，而日本就不同了，一方面日本在政治文化上是要追求统一的，又受了中国隋唐时期的影响，尽管日本的政治精英也想有中国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总是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上面太弱，就是下面太乱。尽管日本早就建立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下民要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公。否则就是不道德，就是人渣。特别是在德川时期，引进了中国的诸子学说，本意是教育武士们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老实实在听主公的话，别再老是下克上，但是产生了严重的反效果，特别是下级武士，他们接受中国儒家学说教育之后，产生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想，认为天皇是最伟大的，为了忠于天皇，为了日本明天的美好，可以暂时地背叛自己的主公，这样反而是赋予了下克上，正当性与合理性。下克上的激情就会时不时地冒个泡。最典型就是“倒幕战争”和“明治维新”。中下级军官搞“尊王攘夷”，把政府给推翻了。他们理由只有一个：恭迎天皇来实现日本统一，恢复美好的神话时代，这是大义。远的不说，只说不久前发生的“二二六”兵变，东北的九一八事迹，包括七七事变，不都是日军的中下级军官和昭和参谋在前线搞事的最好说明吗？不都是中一级军队先动的手吗？但下克上，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如果不是日本上层的决策和执行的制度漏洞百出，失灵的话，怎么可能？”

这一篇长篇大论也并没有引来她两个的任何辩驳，而是点点头，示意他接着说下去。

“现代以来，军方由于在“倒幕”，建国，也就是说建立近代国家制度方面立有很大的功劳，日本军方就有很大的一个政治和道义上的优势，并利用这一优势，慢慢把国家制度朝着一个军政分离的方向推动过去。他们借“天皇保持统帅大权”这样的原理，逐渐把军队势力成为一种超越社会政治力量之上的一个独立的力量。打着天皇的旗号，高举“尊皇讨奸”的旗帜，肆意屠杀内阁大臣。日本内阁想的是如果日本对中国采取了全面的侵略政策，那么英美俄等国和日本的关系将发生什么变化，同时，内阁还认为通过经济和外交的手段，可以施压中国，达到榨取在华利益的目的。但，最好的办法是压榨到一定程度，又不会激发中国全民生的抵抗意志。而日本军部认为，日本遇到的战略机遇是千载难缝，过期不侯的。如果继续内阁这一套，就会使日本失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