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孟直/闲人

这个时代是个特别讲究规矩章法的时代。人们做事儿都按部就班，人模狗样儿的，看着跟真的似的。但刘树勇是个不大按规矩做事儿的人，说白了，是个随性而为的人，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不大会设计自己的人生目标。迄今为止，他搞过很多的事儿：写过一阵子小说，搞过多年电影批评，写过书法的专著，做过很多年的图书出版，一直热衷于平面设计，还烧过两年陶瓷，锅碗瓢盆坛坛罐罐的搞过一大堆。他不是随便地喜欢上一阵子就算了，他一喜欢什么东西就往死里搞，非要搞出点儿名堂来才算完，所以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做得相当不错，搞得名气都不小。但他不恋栈，从不把这些个名声当个什么事儿来看待，做完了，尽兴了，拉倒，再去做别的。他认为，那些在某一领域里苦熬多少年，好不容易得了一点儿名声，就特别当个事儿的人纯属傻逼。按照他的说法，专家都是一些非常可怜的人。

一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个世界是无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尽量多地经验这个世界上丰富多样的东西，这样活着才值得。最要命的是，他还曾经热衷过建筑，热衷的结果，是给朋友设计并装修了一套大房子。那套房子在个山谷里，我去看过，很有品位，而且为朋友省了很多钱。但他那个朋友并不领情，因为那朋友想把家搞成跟地主老财的家那样土洋土洋的。这事儿让树勇很是郁闷了一阵子，发誓不再干这种好心的破事儿了。后来呢，刘树勇就开始搞摄影批评，对那些中国摄影师和他们的作品说三道四。这一搞，就给搞大发了，搞得他现在在摄影圈儿里名气很大，他说不错的那些摄影师都有点儿高兴得找不着北了，而且照片都很有影响，还能卖不少的钱。他说的那些不灵的摄影师都灰头土脸的，对他是又恨又无奈，因为他说得确实是有道理，想反驳也不容易。想跟他打架呢？这事儿也不太好办，因为他打小儿就是个练家子，想把他放倒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

但树勇最喜欢的还是画画儿。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画，画这画那，课也没有好好上，天天揣俩馒头一块老咸菜泡在天津艺术博物馆里看古人的画儿，还在京津一带拜了很多名家为师。1983年，他到北京来工作，在中央财经大学里教书，因为他觉得在大学里工作不用坐班，可以有时间画画儿。就这样，他画了很多画儿，把工资都买了宣纸和笔墨颜料。这个时期我们常在一块儿扯淡，他也经常地到我们家来吃我父亲做的炒鳝糊、米粉肉，一起喝别人送给我父亲的好酒。我还给他刻了不少图章，他这个时期的画我手里就有不少，说实话，画得很不错。但他自己不满意，因为他觉得画谁像谁，唯独不像他自己。这种状况让他很沮丧，发誓不再画画了。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八十年代后期在我家里吃酒，他说，没法画了，找不到感觉了，不画了。那种样子很颓唐。后来，他真的就放下不画了，一头扎出去干别的去了。

但我知道，画画儿这档子事儿对于树勇来说，不是件说放下就可以放下的事儿。他太喜欢画画儿了，不让他画画儿，还不如宰了他呢！果然，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在宣纸上画，但却画了几千张钢笔的小画儿，不大，每幅也就一张名片那样大，单线白描，画在各种烂纸头儿上。据他说，这都是他在单位开会的时候随便捉过一张破纸，或者是在杂志封面的背面空白处画出来的。他说他最喜欢开会了，开会的时候，领导在那里喷着唾沫星子讲屁话，他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捻一只钢笔画小画儿。画着画着，有一天，忽然就找到自己的感觉了。于是，二十年后，他又重操旧业大动笔墨，将那些画小画的感觉一一地在宣纸上实现出来。这一画，就有点儿收不住了。2007年冬天我出国前，记得是下了场小雪，我去找他喝酒道别，发现他待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二层的工作室里，从朋友那里拣来一张破案子，铺上一张旧毡子，在上面不停地画来画去。地下室里特别安静，跟地面儿上的嘈杂世界完全不一样，太适合他干活儿了。而且他那个地下室也没有天线，手机信号不通，别人找他也找不到了，他就在这间地下室里自得其乐，成了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按着树勇的说法，他现在画画儿，纯粹就是为着好玩儿，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动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早先还是很有些伟大想法的，比如他曾经跟我说过，要融通中西绘画的空间感创立什么独特的风格，比如说要在画中表达自己的什么主义和想法，等等。但他现在不这样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伟大的事业，还是让那些自我感觉挺伟大的人物去做比较好。咱不就是个平头百姓吗？平头百姓就得在平头的位置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必要装大尾巴狼，更没有必要替别人瞎操心。他认为，什么事儿其实都一样，你强制自己去追求一个目标，一条道儿走到黑，结果未必会求得到，一切都是要顺其自然才好。他就顺着这个自然，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不定在一个什么目标上。在绘画之外乱七八糟地做了二十几年的事儿，从未再去想绘画这档子事儿了，忽然有一天就想再来画画儿，却一下子有了自己的面目。这就叫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近些年，树勇很喜欢民国时代的那种味道。他跟我说过，这跟他十几年来在旧中国几十万张照片中摸爬滚打有关。他尤其喜欢穿长衫的民国男子那种样子，有些文气，不迂腐，做起事来从容平静，有一种洞彻人生的通达，还有一种不随便苟同他人一意孤行的洒然风度。为此他画了很多穿长衫的没鼻子没眼睛也没有嘴巴的民国男子，或抱着棵秃树，或坐于花丛深处，或埋在大盆里泡澡，或在旷野里吹着一管竹箫。看的是黄书，吃的是黄酒，养的是野草闲花。既不像古代文人那样个个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像现代人那样呲牙瞪眼一脸的世俗。他甚至还跟我说过他的一个理想：在一座空山里建一所大学，山前一片江湖，入学的孩子个个一袭素布长衫船载以入。学生也没有什么宿舍，每人刨个洞在里面蹲着。上课亦无教室，人人坐在山顶一片草丛里闲扯，看着云彩飘过来又飘过去。毕业了，下得山来，随水飘然而去，不知所终。“真他妈好！”他说这话时，眼神儿迷离恍惚，一脸向往的样子，叫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当然，跟我一样不能免俗，他更喜欢的还是那些身穿旗袍头发烫得跟方便面一样卷卷的民国女子，素身雅静，淡然浅笑，闲闲的，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为此他还写过一篇文字，我看过，口气里有一种很深的倾慕和无奈，大概是觉得自己生错了时候，没赶上。但奇怪的是，他的画里从不出现女人。有一次问起他，他抬头茫然地看着我说：“是啊，你不问，我还真是没注意呢，为什么画里就没有个女人呢？”看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够他琢磨一阵子了。

树勇最遗憾的事是不通音律，而且一唱歌就拐弯儿，唱到高处，嗓子跟劈了似的，让听的人跟着直着急。这让他在我这样的音乐高级发烧友面前很有些自卑。当然了，这也让我在他面前颇有些优越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大度地安慰他：你不能什么都会吗是不是？不懂音乐可以慢慢学吗是不是？他就很殷勤地给我端茶倒水，问这问那，样子很谦卑，跟欠我钱一时还不上似的。我呢，每次也就略微指点一二，很有点儿专业人士的派头儿，挺过瘾。但我发现他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细胞，跟他说了也是白说，多少年过去了，长进不大。树勇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这方面没戏，也就不作这个幻想了，专心一意地搞他的画儿。

我出国后，我们联系得就很少了，偶尔发个邮件，也都是扯些破烂事儿。不知道他现在在画些什么，画得怎么样了。但有一点儿我记得清楚，那就是他答应过我，要送我几张新近的画儿。这事儿不能说说就完了，等春节时回去，我要办的很多事情里的一件事儿，就是到他那个地下室里去挑几张好画儿卷走。朋友不能白做这么多年，图章也不是白刻的，那些音乐知识也不能白白地教他了，是不是？

2009年8月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