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12-23

近50年的民国史，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苦、无助的一页，灾荒、内战和外敌入侵，耗尽了这个民族的元气，以至于一直到21世纪，中国人仍旧无法骄傲的站在世界任何一个强国的国土上。

如果说非要为近百年的耻辱史做一个总结，在国家政治结构上大体可以用集权、名义上的集权、省级自治、集权来划分这一百年。

1840年到1895年前后，中国处于清政府的集权统治之下；1875到1911年期间，拜天平天国运动的余波所赐，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已经动摇，各省在财税上逐渐独立于中央，这一时期大体可以看做名义上的集权；1911到1929年前后，随着北洋军阀的覆没，民国前半期的省级自治宣告瓦解；1929到21世纪，是以党派官僚集团为统治阶级的集权时期。

司南觉的自己很幸运，以灵魂入世来到这个时代，北洋军阀纵有千万般不是，但其以舆论和教育自由为先导，所施行的省级和联省自治，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各省大佬，都忙于抢占地盘，互相之间大打出手，让战乱毁掉了中国重新崛起的黄金年代。

北洋政府时期，整个中国的政治气氛异常活跃，各种思潮和学说铺天盖地，北京政府对此也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各省除了每年上缴财税之外，其余省内事务，北京政府很少干预，拜省级拥有高度自治权所赐，在司南的召集下，郭溪人等省内一干大佬，闭门研讨十多天，大家集思广益，商讨起了改革方案。

“在坐的诸位叔伯都是我的长辈，司南谢谢各位叔伯这几年的照拂，没有叔伯们的鼎立支持，就没有司南的今天，谢谢！”

长城公司会议室里，司南的开场白，让郭溪人等几十个老老少少的省内大佬，心里舒坦了不少，在西北人的个性里，尊重他人是获得他人尊重的首要前提。

“难得与诸位叔伯聚在一起，从今天开始，司南将与诸位叔伯一起，商讨如何在西北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和公正的政府机构。在我们开始商讨之前，司南想请诸位叔伯先讨论一下《武力自保法案》”

一干大佬们个个一头雾水，不晓得这个武力自保法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纷纷探寻的看着司南。

“所谓武力自保，大体分为2方面，具体细则在分发给诸位的文件里有。一指凡我西北诸省之商民，在遇到恶霸、土匪时，可借助一切手段杀人自保，经查实杀之无罪。二指遭遇不法官员、执法人员或不法乡民敲诈、勒索时，被胁迫人员可采取武力自保，但不得致命，反之亦有效。这个法案的初衷是为老百姓争取一个公平的申辩机会，具体的施行时间是政府机构改革有了成效之后。诸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想法可以提出来，我们争取将这个方案做的更为细致合理。”

“司南，你这个法案倒是很周全，难就难在执行上。要知道光是来回调查取证，脚力上的耗费就是个天大的数字啊！而且我们的巡警能否有这个学问还是个大问题。”郭溪人和井勿幕的意见直指法案的要害。

“这个我考虑过，现阶段有困难，不过我已经让文叔去内蒙了，计划分3年从内蒙采购马匹5000于匹，而且未来3年内，关山马场至少还能为西北诸省提供2000匹的各类种马，脚力上的问题不大。至于巡警的素质，现在这些肯定是不行的，只能有计划的淘汰，诸位莫要忘记，咱们陕军的将士，可都是一直在读书识字，短的也在一年以上，等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显现出效果，也至少是2年以后了，到时退役的陕军战士们，将填补这个空缺,诸位以为如何？”

“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等大家商量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先找几个上县和下县进行试点，等成熟了在铺开。现在的西方列强，正在大力发展电话，未来几年我们也要把电话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我的想法是由政府和大士商投资各地线路，各地小商人可以投资电话局，这样用不了几年，咱们陕西乃至西北各地，就都能用上电话了，到时人力和物力都能跟上，我们就可以一展宏图了。”

“未来还将在这个法案里添加允许个人持枪的条款，不过这是后话了。我的大原则是，无论我们的政府机构如何改革，财权一定要剥离，绝对不能让官员既掌握权力，又掌握钱财，这是在害他们！我宁愿花钱在西北各大银行养活几千甚至上万个专门管理钱财的会计，财政上的一分钱也不允许官员伸手。”

以当时西北的民智，所谓西方民主、自由的三权分立，是行不通的，好在西北的央行西北银行，以及风投性质的实业银行处在司南的绝对掌控之下，省内其它的小银行，也多仰赖这两大银行生存。所以在政务改革上，采取权力与财政完全分割的手法，倒也能很好避开民智的问题，能有效防止官员压榨民生与反腐败。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廉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银行业的发达，而且大多数央行，都有私人股东在内。比如美联储，这个美国的央行，压根就是几个财团掌控的私人合资银行，美国政府的公务人员如果要贪污，试问这些钱财的真正主人会答应吗？

西北银行和实业银行，在美国金融顾问团会诊之后，吕秀山创造性的结合了中国旧式钱庄的一些好规矩，对两大的内部管控、人员培训和激励做了大规模的手术，这段时间两大银行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变革。

钱庄又叫票号，是中国古代和近代银行的雏形，其经营和管理在清代日趋完善，著名的山西票号对清王朝的政局和民生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票号的上层建筑多为股份董事制，创立和入股者按照每年票号的赢利按基数分红，这点与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董事们只有在遇到关乎票号生存或是大买卖时才聚到一起议事，平时票号的经营多由聘请或提拔的协理、经理或襄理主持，这些人算是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至今在中国台湾等多数公司，协理与襄理的职位都还存在）。

票号的内部管控和经营管理有六大特点，分别是：在票号治理结构上严格考察拟聘用的经理人和配股分红奖励制；票号文化上讲究认同感，所有雇员不得有不良嗜好，比如任职地纳妾、赌博和抽大烟等；人事上最大的优点是不用三爷，即舅爷、姑爷和少爷，这也算是一大进步；培训上严格而科学，分为业务、职业道德和技巧培训，对有可能的私人非法财产控制也很得力；完善而科学的激励控制，将票号经营的成败与经理人的经营业绩完全挂钩；信息和防伪控制也是票号的一大创举（见：山西票号内部控制考略）。

吕秀山正是结合票号规矩的可取之处，充分汲取了西方银行的科学章程，根据两大银行的定位，重新制定了管理条例。

“政府机构改革中，所有公务人员未来将全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时机成熟时，所有在职公务人员都必须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者留用，不合格者降级使用，连续两年不合者者，革除公务人员资格。”

“政府机构有关民生、工商业的举措，必须经由学者、开明士绅和百姓组成的议员团过半通过方可执行。”

在这点上，司南有绝对的控制权，学者自不必说，目前西北的教授专家们，对长城和陕省政府的态度极为友好。开明士绅更是司南和几个大佬说了算，谁能算的上开明士绅几个人的意见很一致，那些抱残守缺的地主是被排除在外的，让这些开明人士和商人参政议政，是一种荣耀，也算是让其它土财主们眼红，鼓励他们放弃土里刨食的习性。这几年百姓对政府和长城公司更是感恩戴德，迁徙分配土地和牲畜工具、分配各类营生，这些举措无一不击中百姓的心坎。

“凡是政治团体或者有政籍的个人，均不得任职于执法机构，在检察厅下的法律援助团中任职的除外。”

钱贵这会已经忙不过来了，会议室里此起彼伏的讨论声不绝于耳，司南时不时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负责记录司南指示的钱贵此刻已经手忙脚乱。当他忙的满头大汗之际，司南终于将自己要阐述的观点叙述完毕。

看似洋洋洒洒、光明正大且又无懈可击的意见，令司南在众人的眼里越发年轻有为，殊不知真要这么改革下去，司南将彻底掌控西北政局。

以军队经过读书识字的退伍军人掌控西北司法和刑法底层建筑，康定国掌控高层；以两大银行掌控政府财权，虽说陕甘宁三省在西北银行中有股份，但相对司南处于绝对劣势。视长城马首的商人和学者、百姓掌控议员团体；而且未来还将有更多西北各大学堂毕业的中华复兴党党员进入公务员行列。

中华复兴党是西北各大学堂学生在1920年初自发成立的，背后的倡议者就是司南，其经费也多由司南资助，党内要职多由司南宿舍的9个兄弟和林德秦担任。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在六大学堂发展党员近千人，各大厂子也有近百人的经理、技工入党，甚至一些归国的年轻教授也入了党。

在1921年9月开学后不久，司南意外的在新一期的入党申请名单中看到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胡宗南。当时司南就吃了一惊，这家伙怎么跑来师范学堂读书了？难道历史要开自己一个大玩笑？不过转眼司南就笑了起来，这家伙也算是个人物，他未必不能在西北做出一番事业来。

有了这些，司南相信经过会议室这些老油条们的商讨，西北的政改拥有很大的希望，毕竟要论起算计人来，放眼世界所有民族、中国人舍我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