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开始，霍格就全心投入到重建学校、招募教工以及招收新生的工作中去了。他还会去旅行，但不像以前那样走得那么远，而且往往是为了供给或资金才出去。但他仍然渴望获得学校生活以外的消息，在这消息闭塞的山村，连中国国内的新闻都没有办法获得。

在宝鸡时他还能听听BBC1，但他发现这些新闻就跟中国国内的其他新闻一样，都只是些无聊的宣传而已。现在通过一个合作社的收音机能够收听英国电台新闻，不过这些新闻内容不是讲炸弹就是讲英式战斗机。出于某种原因菲律宾的广播站居然也开始“报道”英国路透社的新闻，所以从那儿也听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消息。“当然听听宣传也不坏，但我更愿意偶尔听听说明性的宣传换换口味。”

他了解中国国内形势的信息渠道仅限于当地的报纸。当然这些报纸也只是一字不漏地重复重庆发布的那些虚伪的政府声明。从路过的旅行者那得来的消息证实都不可靠。家里寄来的信讲的都是关

于家庭琐事和战时英国的生活，但这些信有时候要过一年才能收到。霍格在信里表达了他对学校狂热的兴趣。他提交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文章不是关于工业合作运动的动向，就是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导致了亚洲和欧洲战略重心的重大转移。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参战这样的大事件，霍格注意到了，但他在书里没有做任何评论。他的书从不提及中国国内正在上演的***，或者跨国的战略冲突。他所描述的世界是遭受着战争苦难的普通中国人民的世界。然而珍珠港事件注定要成为影响抗日战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同时也对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开始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日本军队袭击上海之后，蒋介石成立的统一战线政府得到了西方势力的舆论支持和限额贷款。西方媒体对日本的新闻报道始终充满敌意。但是，唯一的实际支援来自苏联。

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日本深陷入与中国的长期苦战，使得它对苏联边境的威胁得以转移。

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在英美政府眼中，中国的抗日战争突然就变成了全世界人民与轴心国势力抗争的一部分。同盟国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缅甸和印度在内的新战区，并把蒋介石放在了这个新战区最高指挥官的位置上。

蒋介石从同盟国赋予远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中学习到了两点。首先，他可以倚靠急速增加的美方援助。其次，他可以让同盟国肩负起对抗日本人的担子。这样，国民党高层就可以专注于它的死敌——。蒋介石从不掩饰他将领导的视为头号敌人：“日本人只是皮肤病，却是心脏病”，他曾这样说道。

国民党曾经几次派出15万到50万不等的精锐部队包围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的北方根据地，这导致了蒋介石与约瑟夫·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史迪威将军是华盛顿政府派给蒋介石所领导的新战区的参谋长，他因为态度粗鲁，个性刻薄而被人称为“醋瓶子乔”。由于曾经在汉口地区担任过美国陆军武官，他很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她那“一帮人”熟知和喜爱。他肯定曾听他们讲述他们对的国民党政府有多么反感，而他也很可能抱有同样的态度。

蒋介石和他的这位美方高级顾问之间，从互有间隙最终发展为互相憎恨。蒋介石拒绝美方军官训练他的军官，或参与他对抗日本人的行动。他害怕如果他的政府充斥着美国人新训练出来的军官，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政变。所以他宁愿死守着那帮因为封建愚忠或者利益关系而效忠于他的部队，也不愿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战争，因为他坚信真正的威胁不在于日本人。让美国人去对付日本人，让他们去斗个你死我活，这就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主要策略。他就等着最后跟来个了结。

1942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再次清除其内部的亲共分子，统一战线政府的伪装进一步剥落。蒋介石的策略就是不断寻求美国增援，同时又避免与日方一决胜负，从而避免重大伤亡和损失。

在等待不可避免的决战之时，国民党和都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表面上看，蒋介石占绝对的上风，他是国际公认的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人。他几百万的军队都配备了美式装备，并接受美军训练。他的对手却被围困在中国北方的贫困地区，而且，尽管战争的过程及结果基本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主导，但是做为中国的领导人，他在谈判桌上也算有一席之地，哪怕这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席。

统一战线政府内部关系的逐渐恶化，蒋介石政府的高层军官们对于日渐壮大的力量越来越恐慌——这种恐慌最终证明是有理由的——终于在偏远的青岭山区的学校里产生了实际后果。霍格在工业合作运动的身份，他跟路易·艾黎的关系，以及他在他的新闻稿中对中国民众毫不掩饰的同情，让他也成为了政府怀疑的对象。

1944年春，日本人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约有50万的日本军从中国北方跨越黄河向南行进，装甲步兵师团从南方渡过长江向长沙这个已经付之一炬的湖南省会行进。从那里，日本人和驻扎在当地的美国空军部队磨战衡阳。至7月，衡阳沦陷。日本人在中国从南北两面插入中国腹地。

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在相互讥讽中最终破裂。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罗斯福愤怒地要求让史迪威接管所有中队；蒋介石也同样愤怒地进行了回击，10月史迪威被召回华盛顿。

日本人成功的军事行动迫使政府军队向西撤退。他们在几场胜利之后估计很快就会向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和发起进攻。西安、宝鸡，甚至乔治·霍格所在的这个边远小镇双石铺也受到了威胁。

1943年底的时候，当地国民党指挥官给霍格不断施压。洛阳的培黎学校在各位负责人被捕入狱之后关闭了。学校里一半的学生跑去参加了八路军，留下来的一半转移到了双石铺，安置在了霍格的学校。工业合作运动在宝鸡办的学校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不过这所学校因为被轰炸事实上已经停办了。

回过头来看，霍格能把他的学校维持那么久已经很惊人了：这所学校在日本人的攻击范围内；国民党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男孩应征入伍；而霍格本人的政治倾向也一直为政府所怀疑。

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征兵。新兵接受的不人道待遇使得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战死沙场却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尽管如此，在所有前线附近还是能看到大批国民党部队离开战场，走上了返回家乡的道路。

国民党部队已经对洛阳和宝鸡的学校进行了搜捕。很明显双石铺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在过去的18个月里，国民党军官曾几次视察培黎学校，试图说服年纪大一些的男孩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团。他们只对16岁以上的男孩感兴趣。而在那个时候那样的孩子大约只有60来个。

每次军官来视察时，霍格都试图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争辩说训练这些孩子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会对抗日战争更有帮助。那个时候各个合作社都在为部队制造枪支弹药，所以他的辩解多少有些分量。但随着军官的每一次到访，一个事实越来越明确：这些年长点的孩子总有一天要被拉去上战场。

1944年的夏天刚刚到来，这个不幸的时刻也终于到来了：10个年长点的男孩被要求离开学校去加入当地的部队。霍格拒绝让他们去。他被捕了，先是被带到了国民党在双石铺的驻地，然后转到宝鸡的一个军营。

路易·艾黎为了让国民党释放霍格而东奔西走。他充分利用了霍格的学校是由国际资金投入而建立，而且以一个美国著名传教士的名字命名这一点。同时他也指出霍格拥有英国护照，而中国政府是美国、英国的战时同盟。

一周后霍格获释，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秘密筹划将学校转移至安全地区，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来自国民党的压力。1944年夏，诺曼底登陆以后同盟国针对德国纳粹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而日本军队更加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洛阳地区已经沦陷，这直接威胁到了当地的大量合作社。艾达·普鲁伊特在美国筹集了资金用以帮助遣散合作社的人员和设备，但不出所料，这些资金到了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总部就再没了下文。这时日军很有可能准备进攻西安。如果这座古城沦陷，双石铺也就撑不了多久了。霍格下定决心转移，除了考虑到学校员工和学生的安危之外，还是因为国民党已经宣布到时镇内外所有建筑都要被征用来做兵营。

问题是，能去哪儿呢？一个选择是把学校人员和设备都转移到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但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穿越国民党的各条防线。考虑到学生和相关设备的数量，这将会非常困难。其实早在1942年时他就考虑过趁着日本人突破防线时将学校转移到延安。路易·艾黎曾建议他们跟着周恩来转移——周恩来当时在重庆。霍格当时对此不是很热心。把学校转移到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就是明摆着证实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怀疑，这会使整个合作社运动失去国际方面的资金支持。

1944年中，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恰好要去甘肃西北部的玉门油田，途经双石铺。李约瑟博士是重庆一所中英科学合作机构的负责人，当时他正在为研究中国科学的初期工作而进行调查。他和霍格、艾黎一起在窑洞里吃了晚饭；为了款待这位贵客，霍格特地拿出了玉米棒子、面包和蜂蜜，然后他们一起研究了地图。对他们来说，甘肃西北部似乎足够远离战场，而且国民党在那个地区的力量薄弱，这个地区基本上由一个叫马步芳的穆斯林军阀控制。

1944年夏末，艾黎离开了双石铺去侦察当地局势，而霍格留下来继续秘密计划转移事宜。他从来没怀疑过孩子们愿不愿意追随他，尽管这样他们将要面临在冬天跋涉1000多公里的艰辛。他写的家信里一直都表示他会让孩子们自己决定跟他走或是留下，而事实上他也那样做了。

在英国哈彭登老家的凯瑟琳·霍格总是无法克制地担心这个最小的儿子。尽管家里的其他人分散在英国各地教书，但至少他们都很安全。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远东的战争似乎愈演愈烈。在1944年夏天的信中，她又提到了那些老问题：他在中国山区一个都是孤儿的学校里工作开心吗？他为什么要生活在窑洞里？他吃得好吗？

霍格试着安抚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