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用他的应急基金在当地买了3座老房子。房子都是空的，地方上的地主都很乐意把房子卖出去换点现钱。他们把房子都拆了，拆下来的砖头、木头和其他东西都用手推车运到镇外大约500米远的庙里。霍格从兰州不知道怎么雇来的卡车已经由司机开了回去，所以学校里的运输工具只剩下装着橡胶轮胎的手推车。

霍格到达山丹后写的第一封家信让他的家里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再为他的安危担忧。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这里，那些手推车整天都被用来运老房子里拆下来的废料……寺庙现在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把老房子里拆下来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塞进去。最近的能够买到木材的地方也在60多公里以外，所以能从老房子里拆些砖头、木材下来用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当地的村民对他们这项工程很不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个洋鬼子竟然带头把庙里的菩萨搬了出去。在山丹的前几个星期里，就有人在街上冲着霍格叫骂。在他骑车经过的时候，有人冲着他喊“洋鬼子”。于是霍格和村民进行了深入的谈判，最终大家同意将三尊最大的金箔佛像留在庙里；留下的还有另外两座宝塔和护院的两座门神石像（两座门神很应景地放在了学校储藏室的门口）。这终于平息了当地的舆论，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学校的那些运输工具感到很困惑。“当地人还没有先进到能发明手推车的地步。这儿没有手推车，有的只是成堆的佛像。”霍格这样写道。他和孩子们都对镇中心一座30多米高的木制佛像惊叹不已。

1945年的3月、4月和5月，霍格和孩子们都在忙着修整学校。刚开始当地人跟他们相处时还有所保留，当意识到学校能带来商机和钱时，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当地的官员和显贵经常来学校转。校长展示给来客们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庙里的大厅。三座9米到12米不等的佛像高高的矗立着，孩子们在佛像下边组装哥什机器，把大厅变成了一间纺纱车间。20世纪的中国少年在传承了佛教几千年历史的大厅里利用19世纪的工业技术工作，一定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场景。

霍格用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材料在寺院的一侧改建出了几间车间，用来放木工长椅、蒸汽机、一台发电机、几台车床、一台刨机、铣床和纺纱机。教室安排在另外一边。宿舍被建在第三道墙旁边。寺院里的钟被用来挂在了教室外面，但钟舌不见了。他们就用一柄大锤子敲钟来代替，结果大锤子把钟敲裂了。于是大锤子又换成了小锤子，这样响亮的钟声每天都会传遍整个小镇。

这段时期只有两位中国老师在帮助霍格，路易·艾黎为了让重庆政府认可新学校而在外奔波。没有工业合作运动的官方认可的话，当地的地霸（多是地方官员和地主）就会来插上一脚。

霍格在这里如鱼得水。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旅途中，霍格过了他的30岁生日。一直以来他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的家人也问过：他在中国到底在干什么？现在他有了答案。几年的走南闯北、在合作社运动中的工作、写书、写新闻稿，一切的一切在山丹变得有意义。他在战乱之中建起了一个学校。他战胜了重重困难把学校转移到了偏远的戈壁滩边上。他又重建了学校，让60多个孩子有了安全的栖身之所。

那些年长的孩子记得重建学校时，校长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情绪高昂，还时不时和他们打闹嬉戏。范文海说：“记得在那个时期，一家之长，一校之长或者公司的领导人代表着一种威严。有时候你很尊敬他们是因为你怕他们。但霍格不一样，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不管他是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运动还是一起在教室里工作，他总是在我们身边。那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那么爱他。”

这期间，霍格的家信都反映出他的积极心态和做这些事时快乐的心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这片荒凉的地区建起来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而且他喜欢待在远离——他是这么想的——战争和官僚的地方。他毫不夸张地说他一打开后门，面对的就是群山，山的那边就是蒙古。而他的前门面对的山脉一直绵延到可可诺尔——当时那里还归西藏管辖。但当他发现寄往兰州的信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到那时，住在边远地区就慢慢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没有报纸，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哀叹道。

学校的生命线就是锅炉、蒸汽机和发电机。这些机器正常运转才能给那台教学用的机器提供动力，同时也能在难熬的冬天供暖供电。夏天的时候还要来20个孩子和更多的教工，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学校人数估计会有100个。很多的新学生就来自当地的镇上：家长们会领着自己的儿子到学校门前，请求让他们入学。镇上没有电，但当地是露天采矿的中心地区，于是霍格提议用电来跟镇上换取免费的煤炭，但这项计划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实现。山丹也给校长提供了一间屋子而不是一个窑洞作为住所。装货物的箱子被用来搭了床，做了书架。从他的小房间里俯视下去就是一座荒废的宝塔，更远一点就是包括了整个学校、教室、食堂、车间和宿舍的围场。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处有一个优点：“以前我在双石铺要花一天做的事情在这里（山丹）一个小时就能做完，而且还不会那么累。”

那时一个由乔治·伍兹带领的英国代表团来到了山丹。这位尊敬的神父是位工党合作派下院议员。虽然他当时已经59岁了，在阅读了霍格的《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一书后，他还是决定千山万水从伦敦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在中国大西北的荒野里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这样的访问很花时间，因为霍格一整天都得带着他的访客去山里参观；但他们给学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庇护。伍兹给他带了一本《画报》杂志，上面有一则小麦片的广告。逼真诱人的谷物照片让霍格想起了家乡让他最想念的东西——英式早餐，哪怕只是战时简易的早餐。

在山丹，整个学校的人都被迫省吃俭用。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鱼也没有乳制品。最开始的日子主食一般都是馒头、小米汤，偶尔有点马铃薯；低质肉——往往是肥牛肉和羊肉——一个星期吃两次，有时候也会有点心。霍格总是期待着星期天的早餐，那天老师和孩子们会吃牛肉汤、煮水煮蛋。鸡蛋实在是太稀少了，所以不奇怪有一次他在家信的开头就写他早餐吃了四个煎蛋——不过都是小小的中国鸡蛋，他解释道。

霍格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吃饭，他们都难过地感叹山丹伙食变差了。1945年春天，学校的访客都发现霍格又瘦又憔悴。计划学校的转移事宜，带着孩子们跋山涉水，再从头开始重建学校让一个健康的年仅30岁的年轻人倒下了。凯瑟琳·霍格后来说，她觉得当时她儿子对感染的抵抗力估计是非常弱的。她几乎是说对了。为了改善伙食，男孩子们在河边种了蔬菜，希望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在双石铺，河流给他们提供了游泳和早晨洗漱的场所。

此外，通讯非常闭塞，偶尔的访客会带来一些消息。霍格知道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我们这里的战争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觉得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他在1945年5月5日这样写道。

到了1月份，学校逐渐成形。最大的寺庙的墙刷上了白色，柱子刷成了红色，一块木匾高高地挂在学校门口，匾上金龙盘绕，仿佛在自豪地宣布山丹培黎学校成立了。一块篮球场被划了出来，旁边留出了一块地来满足校长日常体育运动的爱好。煤的供应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当地的地霸控制了煤矿，好在他们还算能够找到足够的煤来给发电机和机器提供动力。

头几个月对木材的需求成了最大的问题。要弄到柴火和建筑木材非常困难。山丹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给骆驼商队提供补给最重要的站点，这使得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随着财富越积越多，小镇越扩越大，当地的森林资源也慢慢消耗殆尽。木头都拿来建造成百上千的寺庙，然后小寺庙又扩建成大寺庙，用来炫耀小镇日益扩大的名望。另外，为了防止野兽接近家畜，镇上的人还经常在干燥的夏季放火烧山，好让树带界线后退到山里。过度放养的山羊和绵羊也席卷了周围山坡的植被，只留下几个光秃秃的山头。

为了弄到木材，学校经常派出小队去祁连山北部5、6十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山脉延伸到今天的青海省，山里到处都是杉树。霍格跟孩子们要在那花好几天的时间砍几棵最高的松树。然后再用牛车把卡车拖回到大路上，这样他们就能坐着卡车回山丹。山里有很多狼和土匪，但他们那段时间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是有一天暴风雨来临，刮走了他们的帐篷，孩子们被迫在荒郊野外淋了一晚上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