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一直拖到新年才起程。他在等机动车和好天气。那些年纪大的孩子记得他曾经拼命地到处找卡车，什么样的车都行，因为山里下雪以后就会更需要机动车。尽管霍格说在大冬天带着一群孩子长途跋涉已经非常困难了，带太多的机器设备更是极大的负担，但是清单上要带的设备的数目仍然在一天天增加。另外，除了天气，还有强盗的问题。值钱的机器很有可能会引来强盗抢劫。

棉纺机可能要被转移的传闻引起周边的合作社争夺机器的竞争，但霍格拒绝了所有提出要购买机器的请求。不管怎么样，他必须保证这台机器一直工作到学校完全转移之前，以防止引起当地驻军的警觉。他派郭师傅去西安买原棉和机器配件，以保证机器转移到山丹后能很快重新投入生产。马匹短缺意味着他们要找更多的骡子，而且为了准备在山区长途跋涉，他们给骡子多喂了一些饲料。

随着旅途准备工作的进行以及双石铺地区形势的恶化，使得原先反对转移的那些学校员工的想法慢慢转变。1945年1月17日，霍格写信告诉艾黎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想来了：“每个人都在称赞（转移的计划）。教音乐的周老师也想一起走，大家都想一起走，甚至工程师杨胖子对此也很热心。”

在他给艾黎的最后一条消息中，他说：“我们马上就准备出发了。我们会依次带过去铣床、龙门刨床……学校里的车床、一些轴承和滑轮、一台柴油机、鲍勃·纽厄尔从成都带回来的针布和一台缝纫机。我想我们可以带上这些，但不敢肯定。”男孩子们做了最后一次检查。30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查出身上有虱子——每个人身上一只，霍格记了下来。这是卫生标准上的一次胜利，于是每个人都发了两件新衬衣。出发的前一天，他们通知了那些先前为了逃避征兵躲起来的孩子，给他们最后一次加入此次旅程的机会。有几个人做了响应。

大约是在1月20日，5辆由骡子、马拉着的板车、一辆卡车、30个男孩、校长和3个教工趁着黎明之前离开了培黎工业合作学校，向着山里进发。他们沿着一条山路越爬越高。那条路到了最高点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时，已经只剩一条泥石小道了。周围都是海拔5000多米的山。越到山上，雪下得越大。他们预计10周以后，也就是3月底到达目的地。

尽管霍格雇用了手推车，但在学校人员和设备转移中起了最大作用的还是那几辆装了充气轮胎的大板车。这些车每辆大约能承载两吨的设备。最小的孩子坐在卡车上，躲在盖货物的防水油布下面。另外的孩子步行，轮换着在板车上坐一会。

除了恶劣的天气，以及他们必须要去向穷困的农民买些少得可怜的食物外，最大的困扰就是强盗。这个季节强盗横行，行进比较慢的队伍最有可能在恶劣的天气遇上埋伏的强盗。对于这个危险，霍格一直都有心理准备。

部队和镇上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学校里的人逃走了。第一天他们这队人进山只走了大约19公里。幸好当时天气恶劣，山里的地形又复杂，免去了他们被追捕的危险。随着山路绵延起伏，周围不再是小山丘，而慢慢变成了大山脉，但不管到哪里，雪都下得特别大。第二天晚上他们到达了一个小村子，霍格给大家分发羊毛裹腿。好多学生当场就表示不要，因为他们觉得腿上裹着这个让他们看起来又丑又奇怪。这时候一两个孩子折了回去，离开了霍格和另外27个学生，还有霍格那一堆宝贵的机械设备。

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中，霍格这样描述行进过程中的艰辛：“整整5天时间我们在山里只走了57公里，而且两辆板车还翻了车！在冬天这样的时候爬山真是糟糕透了，特别是今年冬天还是20年来最冷的冬天！（从你的信里看得出你们也一样难熬。）现在路上积满了冰雪。”

一辆板车从路边翻到了山沟里，连带着马匹和上面装载的设备也掉了下去。所幸走在车旁边的孩子们及时躲开了；另一辆车也翻了，但他们及时把它扶正，保住了货物。那是在前半段路程中遇到的唯一一次意外。路上也没有见到强盗的踪影。

霍格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多年后又回忆起那段经历。1942年到双石铺学校的时候，范文海才14岁。他还记得当时刚到学校第一次见到校长，领了毯子和棉被的情景。他就是当年参与转移的几个年长的孩子之一。现在他已经80高龄了，退休后在河南孟县养老。

范文海说：“我们当时走得非常艰难，马匹也是，经常打滑。我们就坐着卡车，但有时没办法我们也只好下来徒步走。没走几天我们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我们从不在野外睡觉。沿途的农民经常给我们吃的，也让我们借宿。于是我们就常常在农民的外屋里过夜。”

12天以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天水镇的山镇。一年前霍格曾经来过这里，他当时是为了视察当地的一些小型合作社工场。他在新闻稿里报道说这个小镇和当地的居民与外界生活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

一走进这里，旅行者就好像回到了1000年前。一条长长的泥路歪歪扭扭地穿过10道窄窄的山门；一队骆驼浩浩荡荡地沿着山路下来，骆驼背上驮着从库库诺尔（西北地区对青海省的传统称呼）来的盐、从蒙古来的羊毛或者从西宁来的干果。街的两边是小小的集市。一个穿着山羊皮长袍的黑胡子伊斯兰教徒正把他的脚放到炭火上取暖。他的墙上挂满了老虎、豹子、狼和狐狸的皮毛。这些皮毛都涂上了从森林里来的古老的药水。皮毛商的隔壁是一家家具店，阳光照得那些精心抛光过的黑漆家具闪闪发光。更远点的地方一位卖草药的巫师坐在他那堆奇奇怪怪的货物旁边，那些货物里有山里挖来的树根、螃蟹、野兽的獠牙、乌龟以及一些说不出口的稀有动物的器官。

霍格和孩子们没在那待很久。即使在这里，远离了战场，战争还是留下了痕迹。当地有一座古老的寺庙，它原本是用来纪念早先一位皇帝的出生的，现在已经变成了收留伤残士兵的收容所。

队伍加紧赶路，继续往北向着下一个村落进发。那是个因纺织品而出名的小镇，叫兴安。他们沿途都是光秃秃的山头，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雪。卡车负责开路，然后在每个山头停下来等着板车和步行的人赶上来。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地区，沿着积满冰雪的小路艰难地跋涉，走了一里又一里。

偶尔他们会经过一座农舍。这些农舍往往是由泥砖和木头建造的，屋前有小孩边扫雪边寻找枯草和树根用来做柴火。甚至在仲冬他们也只穿着短上衣和破裤子。对中国西部山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饥饿和疾病才是最大的敌人。

霍格见过疾病和饥饿带来的后果：“在这些分散的小村子里，甚至连年轻男女的脸上都看不到一点活力，仿佛他们早已被大山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征服。老年人和中年人胸上多余的肉从因甲状腺而肿大的脖子那垂下来，这和他们瘦得可怜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旅途的中点是甘肃省会兰州。霍格去过那好几次。他以前提及兰州总是会用代称，说那个“山上覆盖着雪，街道上有骆驼”的地方。政府的调查员可不是那么容易骗的，特别当霍格提到说骆驼常常会在结冰的黄河上拉开队伍，然后等到冰裂开了，就趴开四肢，低下头来喝水。

人们习惯称兰州为黄金城，它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补给重镇。它位于黄河南岸的一个狭窄的山谷里，这里受到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偶尔从戈壁滩吹过来的沙尘暴加重了雾气。早在1945年的时候，这座城市就因空气污染严重而声名狼藉。

霍格和他的队伍在兰州逗留了几天。那儿有一样东西很吸引人，有一位美国传教士有一台冰箱，可以制冰和冰淇淋。这种奢侈的享受很受男孩子们的欢迎。

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就是在这里，一个男孩因一种疑似心脏病的病死去了。尽管过了60年，他们这些人对当年发生的事还是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只记得当时不知道怎么的霍格就失去了一个孩子。霍格的信里从来没有提及这件事，但是路易·艾黎和那些年纪大点的孩子想法一样，他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当时在去山丹的路上一个孩子死了。其他的孩子也病了，但只有范文海必须留下来直到康复。

到兰州几乎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山丹还要再跨越200多公里的崎岖的山路。他们用的唯一一辆卡车已经返回了。骡子和马匹也不能再用了。霍格又得开始寻找交通工具。张信义，当地一位很好心的官员，给他提供了六辆老式的奔驰柴油卡车和一辆道奇油槽车。只有那辆油槽车能发动起来：卡车都是坏的。所以每天早上道奇车都得拖着一辆卡车直到它发动起来，然后第一辆卡车拖第二辆，这样类推。早晨到来了，过了一夜温度一下子降到了零下20摄氏度。发动车子是个漫长而又累人的过程，但能找到卡车本身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燃料很少，所以大部分的车只好用碳来给燃料加热。但是，霍格的运气又一次帮了忙，他说服了当地的官员给油槽车加了柴油。

2月的某一天，这位校长带着他的孩子们，还有由旧卡车载着的设备从兰州出发，开进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区。他们选择的路崎岖不平，一直穿越整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往东北延伸经过戈壁滩，往西部延伸至到处都是土黄色山头的地区。一路上都很惊险，卡车在冰上行进经常打滑。车上的挡风玻璃碎了，车胎爆了，车子开出了大路需要重新拖回来。

在离他们的目的地几公里远的地方，他们经过了长城的西端。这里的长城不是那种在中国北部连绵逶迤四千多公里的宏伟的石墙。长城在这里，在戈壁滩的边缘，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也只不过是9米多高简陋的土墙。沙暴、侵蚀以及人为破坏已经毁了这明朝（1368-1644年）时建造的城墙。

尽管第一眼看到城墙时很失望，霍格明白他们离目的地不远了。一天以后，大约是1945年3月10日，这位校长和他那队筋疲力尽的孩子终于抵达了山丹。他们沿着一条大街往下走。那条街上都是冰块和积雪，街的两边立着一排排两层楼的木房子。大部分房子已经空了。这里的人口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只剩大约两万人。前几年，为了躲避游击队和当地军阀马步芳之间的战争，很多人往南逃到了兰州。马步芳很有些来头，他曾是青海省的地方官，他的家族控制了当地的政治好几十年。他和当地的地主勾结，用残酷的方式向农民征税。

直到找到一个废弃的庙宇栖身之前，第一拨30个孩子一直在野外露营，并找了几间空房子上课。这座寺庙叫做发塔寺，传闻这座寺庙因为曾经供奉过一个装有印度阿育王（次大陆最早的提倡佛教的领导人）的一根头发的盒子而得名。现在它已经废弃了，它和其他几座小庙一起被围墙围了起来。这里曾经住过军阀的骑兵队，门窗都被扒下来当了柴火，其他的木制材料也都被饿得发慌的马啃得坑坑洼洼。在布满灰尘的壁橱里有不计其数的佛像。鸽子在庙里飞进飞出。

终于，60几个6岁到18岁不等的孩子重新聚集在了这座破庙里，准备重建他们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最小的孩子聂广培是霍格的第四个养子，他当时只有6岁，所以对整个旅途记得不多，但他一直记得这个他现在叫“家”的庙：“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很累，也很失望——庙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个房顶都没有。那儿特别脏。我们只好自己打扫，自己做家具，但当时没有木头。当地所有的东西都被部队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