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还不到一刻，朱由检便连着下马请了两次罪，这份近乎严苛的谨慎让朱由校不得不怀疑起他在现代时了解到的“明熹宗与崇祯皇帝兄弟情深”的历史事实。
按道理说，崇祯皇帝对他皇兄的感情不应有假。
历史上在崇祯皇帝清算阉党之后，东林党揣摩他的心意，将明熹宗与东汉的桓灵二帝相提并论，并且在最初为大行皇帝拟定谥号与庙号的时候，定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僖宗成皇帝”。
依谥法看，“有过为僖”，乃贬义，意为立国较短，在位无功，“成”虽为美谥，有安民立政之意，但先前同样得此谥号的汉成帝荒淫无度，沉湎酒色，放任王氏专权，为后来的王莽篡汉埋下了祸根。
因此“僖宗成皇帝”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谥，倘或崇祯皇帝是那种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他完全可以就此盖棺定论，通过拉踩明熹宗来彰显自己的英明伟大。
毕竟到了明清时期，皇帝的谥号字数膨胀，几乎只要是后人接位的皇帝子孙都会给父祖上美谥，故而谥号实际上无法显示对皇帝的客观评价，后世史家还是更为看重那个帝王在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庙号。
可崇祯皇帝并没有顺水推舟，相反，他亲自在奏疏上落下御笔，将庙号改“僖”为“熹”，将谥号改“成”为“悊”，给了他皇兄一个“有功安人”的美名。
由此可见，在崇祯皇帝的逻辑里，阉党是阉党，明熹宗是明熹宗，天启朝的坏事都是魏忠贤干的，掌握绝对权力的明熹宗只是受了蒙蔽，打倒魏忠贤与给自己的兄长加一个具有褒扬性质的庙号并不矛盾。
朱由校想到此处，蓦地抬眼扫视了一圈四周宫人，忽而豁然开朗。
是啊，自己是现代人，受后世评论影响，才会刚一穿越就立刻接受“魏忠贤是明熹宗的白手套”这一设定，并身体力行地利用这一设定去完成系统任务。
但朱由检自小长于深宫，历史上他在登基之前根本没有深度接触过朝政，他当然会觉得他的皇兄是清清白白白莲花，恶事都是魏忠贤这个擅权乱政的反派大魔王做下的。
这样一想，朱由检今日的表现就顺理成章了。
在十五岁的朱由检眼里，他大哥就好比是无辜善良汉献帝，魏忠贤就好比是把持朝政的曹操。
他不是碍于君臣之分才这般如履薄冰，而是害怕魏忠贤借题发挥，联合外廷阉党斥责他不敬君上，才如此小心翼翼。
朱由校心下了然，朱由检目前是在韬光养晦，这确实与历史上这一时期对信王的记载相吻合。
实际上，朱由检还是信王的时候，与魏忠贤倒是相处融洽，并无任何剑拔弩张之象，魏忠贤甚至还时常给朱由检进献花木果蔬，朱由检每回收下后，还打赏来使，得之甚欢。
即使到了明熹宗缠绵病榻时，朱由检依旧不改畏缩之态，时常称病不朝，无事从不面君，禁中有了宣召才入宫问疾。
历史上的明熹宗在弥留之际，当着朱由检的面，都已经明确说出“吾弟当为尧舜”这样的传位之语，朱由检却仍是不敢明应。
因为他害怕这是魏忠贤诬陷他篡位谋反的阴谋，所以即使他明知那病榻上躺着的，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疼爱他的至亲，终究也只是模棱两可地匍匐回道，“臣死罪，皇上为此言，臣应万死。”
朱由校回忆了一遍他演过的“明熹宗临终传位”的历史名场面，心下对眼前跪倒在地的这个便宜弟弟更添了一份怜爱。
这才叫“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啊，这孩子都压抑成什么样儿了，一句话不对就立时下跪请罪，这哪里像是大明的王爷，分明是满清宫里的阿哥嘛！
皇帝叹了口气，将弓箭插回了弓袋，亲自下得马来，将朱由检扶起，“五弟何错之有？昔年朕初登基时便说过，‘我做几年时，当与你做’，五弟可还记得否？”
“这兄终弟及之言本就出自朕之口，五弟又何必因《左传》掌故而忐忑不安呢？”
朱由检听得皇帝将对自己的称呼从“信王”改为了“五弟”，紧绷的全身总算有了一点儿放松的迹象。
明熹宗即位时，朱由检年方九岁，他见大哥从东宫搬去了乾清宫，忽而便对哥哥发问道，“这官儿我可做得否？”
倘或放在其他朝代的皇室兄弟之间，这句问话定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可明熹宗非但没有丝毫介怀，还笑着对弟弟道，“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
其后明熹宗登基七年便驾崩，世人皆以为这是一语成谶。
如今朱由校重新提起当年的这番对话，为的就是能让朱由检稍稍放下心防。
十五岁的青少年可真难哄，青春期叛逆不说，小心思还一出一出的特别难猜，一个字没落准就立马儿记仇。
朱由校在这时由衷地佩服起了皇太极，多尔衮跟朱由检在年龄上只相差一岁，身世也十分相似。
皇太极却能把多尔衮制得服服帖帖的，不但能让多尔衮为满清打仗，而且大事上还从不跟哥哥闹小脾气，怪不得人家皇太极能当清太宗呢。
在朱由校温言软语的安慰下，朱由检总算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童言无忌，臣儿时戏言，还望皇上切勿怪罪。”
朱由校大笑着拍了拍朱由检的肩膀，“五弟是童言无忌，可朕却是君无戏言，今日射的那头鹿，回去着人烤了给五弟当加餐如何？也算是全了‘共分天下’之义嘛！”
《六韬》中有言，”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故而后世皆以“得鹿“喻以“取天下”。
朱由校特意引用此一典故，便是为了表示他当真是毫不介意“兄终弟及”的这些隐喻谶言，让朱由检不必担心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会用此事大作文章。
朱由检躬身作揖道，“多谢皇上。”
朱由校见他脸上的神色终于舒朗了一些，这才接着道，“既然五弟不愿射猎，那就陪着朕骑骑马罢，忠贤！过来给信王牵马。”
朱由检呼吸一滞，但见魏忠贤依言上前，谄笑着道，“皇爷尽管和殿下说话，奴婢们替主子留心脚下。”
朱由校点了点头，率先翻身上马，又对魏忠贤笑道，“忠贤你给信王牵着马，那就别让信王动不动就停步下跪了。”
魏忠贤立时会意，连应了两三声，殷勤地伺候着朱由检重新上了马。
两人又沉默着并行了一段路，朱由检到底年纪小，既没经历过什么事，也没有系统加持，他只顾着胆战心惊地看着前头给他牵马的魏忠贤，连为何朱由校今日特地叫他出来游猎都不敢问。
最后还是朱由校看出了这小孩的别扭，主动开口道，“去年十一月，朕已经下旨让礼部出榜晓示，在京城内外官员军民人家中为五弟择选信王妃，待朕这一阵忙完了，五弟就可以选秀了。”
朱由检的这个“信王”，是在天启二年时，与他的生母刘氏一起册封的。
按照大明祖制，亲王成年之后，理应出京就藩，且无诏再不得离开藩国。
然而历史上的明熹宗并不愿意让这唯一的弟弟早早离开自己身边，于是在其有生之年，从未有过让朱由检外封就藩的旨意。
因此直到十五岁，朱由检仍然留居在勖勤宫中陪伴他的皇兄。
不过选秀成婚之后，情形就要变上一变了，男女授受不亲，有了信王妃，朱由检就必须离宫居住，与皇帝正式分家了。
由于万历朝有因福王久不就藩，而引起群臣反对的先例，故而在封藩这件事上，朱由检实则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且他也不敢有任何异议。
何况在朱由检看来，自魏忠贤掌权后，朝中形势是愈发得波澜诡谲，即使皇帝命他婚后立即出京就藩，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坏处，反而说不定能避一避风头。
因此朱由检闻言，只是腼腆一笑，道，“劳皇上费心了。”
朱由校“啧”了一记，又道，“可朕却是着实不舍得五弟出京就藩啊，现下稍稍富裕一点儿的地方，都早就被宗室占个精光了。”
“那穷地方呢，又不安生，老有白莲教余孽作祟——就譬如说啊，前几年那个徐鸿儒你还记得罢？”
朱由检平平地“哦”了一声，道，“臣记得，鲁西南那个逆贼，当年他自称什么‘中兴福帝’，说是要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
嘚嘚马蹄声中，少年慢慢睁大眼道，“难道白莲教余孽又生事了？”
白莲教是自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组织，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皆以为楷模。
而经过长期流传之后，到了明清时期，白莲教成了一个囊括三教九流的松散组织，教内宗派林立，各派首领成分十分复杂，对待朝廷的态度也并不一致。
有的借兴教欺骗信徒，聚敛钱财；有的凭撰写经卷攀附上层，取悦朝廷；有的在宫廷太监、官僚豪门中发展信徒；有的则与下层群众反对官府的斗争相结合，发动武装起义。
天启二年的徐鸿儒起义，即是白莲教组织下层民众发起武装暴动的一大例证。
万历年间，蓟州皮工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在南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大肆传播白莲教，万历四十二年被捕后死于狱中，王森死后，他的弟子徐鸿儒在山东一带继续活动传教。
天启二年，山东大灾，徐鸿儒趁机起事，先后攻下郓城、邹县、滕县，队伍迅速展到数万人，与此同时，河北、河南、四川的白莲教徒也纷纷起义响应徐鸿儒，一时间烽火漫天，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然而不幸的是，仅仅半年之后，明军便调集山东、北直隶等地的大量官军，将徐鸿儒围困于滕县，由于叛徒的出卖，徐鸿儒粮尽援绝，突围不成而被俘杀害。
以天启六年的局势而言，“白莲教余孽”着实是一个阻止信王就藩的好借口。
一来，朱由校知道，这天启二年的徐鸿儒起义，是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信号”。
只要封建专制制度不变，农民起义就永远没有彻底消失的那一天，天启朝的大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要造反的农民。
既然现在这大明朝哪里都可能出现反贼，那朕怎么能放心将自己这唯一的亲弟弟给外封出京呢？
二来，白莲教这个组织的生命力非常顽强，是一个永恒的在野党，大明灭亡后，白莲教在清朝又变成了一个反清复明的教派，成了清廷眼中的反贼。
因此，即使之后并没有出现要造反的农民，朱由校也可以继续宣称“各地白莲教余孽未清”，从而使得朱由检一直留在京中。
“生事倒是再不曾，当年徐鸿儒被磔杀后，山东巡抚赵彦用伏诛的白莲教徒党在当地筑了座‘京观’，并立碑为记。”
“朕私心里想着，无论那些逆贼如何胆大，让他们亲眼见了‘京观’，好歹总还是能震慑住一阵子。”
皇帝笑了一笑，这时候他像是一个真正的兄长，浑不似在演戏，“但即便如此，朕仍然不舍得你离京。”
“徐鸿儒能蹂躏山东二十年，聚集从党两百万，可见他并非孤例，朕就你这么一个亲弟，这怎么说，也得要等到天下太平了，朕才能安心让你就藩。”
风吹过沿途山林，发出沙沙声响，朱由检默然片刻，看着远处轻盈跑过的一头小鹿叹息道，“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看来，皇上是想将臣留在身边啊……”
朱由校一怔，随后不禁笑问道，“五弟何出此言呐？”
